關稅解決不了問題　結束階級戰才能結束貿易戰

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揮舞關稅大棒，一場影響深遠的貿易戰就此開打。隨着拜登上台，中美雙方的貿易衝突並沒有得到緩解，兩國角力更從經濟衝突擴展至政治軍事各方面。這種情勢，不免令人將貿易戰理解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但克萊因（ Matthew C. Klein）和佩蒂斯（Michael Pettis）卻認為，所謂的貿易戰實際上是「銀行家和擁有金融資產的人與普通家庭、超級富豪與其他所有人之間的衝突」，他們還為此寫了一本薄薄的小書，書名簡單直接，就叫《貿易戰是階級戰》（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這本書延續了佩蒂斯在2013年出版的《大失衡》（The Great Rebalancing）中的許多觀點，當中最基本的一點是強調「不同國家的儲蓄率是與其貿易帳戶相聯繫的。如果一個國家想採取措施改變其國內總儲蓄和總投資間的差額，那麼這些措施也必然會改變其貿易收支。因為一國貿易收支的變化必然會導致其他國家貿易帳戶對應的相反變化，而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儲蓄與總投資之間的差額，也會有一個等額的相反變化」。這裏面包含了幾個很重要的會計恆等式，也是兩位作者在這本新書中分析國際貿易失衡的起點。

GDP=消費+投資+（出口-進口）
國內儲蓄-國內投資=淨出口（經常帳盈餘或赤字）
經常帳+資本帳=0

收入分配不公導致儲蓄失衡

總的來說，作者認為，過去數十年持續的全球貿易失衡主要源於一些國家內部的儲蓄失衡，而儲蓄失衡又是政府政策和體制造成的收入分配扭曲所致。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百廢待興，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學習借鑑了東亞的發展模式，家庭收入長期被用來補貼政府和企業的生產和投資，而由於戶口制度的存在以及工會制度的缺席，工資增長的速度也遠低於工人的生產率增長；再加上社會安全保障不足，中國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54%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39%，長期低於全球各個主要經濟體。也就是說，中國的高儲蓄是因為消費不足，而後者又肇因於收入分配的扭曲。

作者指出，這種高儲蓄發展模式在投資不足的情況下確實有其合理性，也能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改善民眾生活質素，不過，一旦發展去到某個臨界點，即投資效益開始下降、消費佔比過低以致無法拉動增長，便開始進入生產過剩的階段，而這對經濟來說並非是一件好事。事實上，早在2007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曾坦言：「中國經濟存在着巨大問題，依然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的問題。所謂不穩定，就是投資增長率過高，信貸投放過多，貨幣流動性過大，外貿和國際收支不平衡。」那一年，中國經常帳盈餘佔GDP比例達到約10%的歷史峰值。

當然，存在這一問題的不止是中國。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另一個例子是德國。上世紀九十年代，統一後的德國面臨高失業率的問題。當時工會、企業和政府簽訂了一系列關於薪資、消費和擴大生產的協議，以期重獲競爭力並創造就業機會。自此，德國逐步削減了社會福利和對勞工市場的保護，工人薪資增長停滯，高儲蓄用來補貼生產，資本在收入分配的比重持續增加，本土消費不足，出口長期保持盈餘。2016年，德國的經常帳盈餘佔GDP比例仍高達8.601%，是中國（2.637%）的逾三倍，二者可謂殊途同歸。

美國在國際收支扮演的角色

故事發展至此，終於來到本書最精彩的一節。在分別介紹完中國、德國出現儲蓄失衡的原因後，作者展示了失衡的另一面：美國的低儲蓄率和長期巨額貿易赤字。作者指出，儘管德國與美國都是發達經濟體，兩國過去數十年的內部環境和經歷也相類似，例如都面臨削減社會福利、收入分配由勞工向資本轉移、階級不平等加劇等情況，但前者卻是儲蓄率上升，成了全球最大的貿易盈餘國，而後者則是儲蓄率下降，成為最大的貿易赤字國。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作者認為，原因在於美國的金融制度。美國金融市場的靈活性、規模，以及對外國投資者的權益保護等，令其成為全世界趨之若鶩的金融資產投資地。而且，美國提供全球最高級別的安全資產，其國債的流動性和數量均首屈一指。最重要的是，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可以自由兌換，而且是全球經貿網絡中最受認可的貨幣。基於這些特徵，美國成了全球過剩儲蓄的首選目的地。

事實上，英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擁有相同特徴的開放經濟體也扮演了類似角色，只是吸收的規模較美國小很多。「如果美國不是如此開放的一個經濟體，盈餘國將被迫把過剩產能分散到其他國家（但其他國家不會如美國般願意接收），或是眼睜睜看着沒人要的存貨堆積如山，直到工廠倒閉、勞工被解僱為止。在那個情況下，一國收入不平等的代價將會被內化，不會對其他國家造成顯著衝擊。但由於美國這樣一個開放經濟體的存在，盈餘國的政治和產業精英便毋須面對上述局面，其毀滅式的行徑也得以延續。」作者寫道。

美國消化了全球過剩儲蓄，一般被視作其他盈餘國為其提供了廉價商品，並且還「借錢」給美國超前消費，因此美國是得益者；但作者認為這種理解並不正確，外國通過積累美元資產將過剩儲蓄轉移到美國，只會令後者的國內投資急劇增加，否則其儲蓄率必然會下降，而這種下降「要麼伴隨着失業率上升，要麼伴隨着消費上升，沒有其他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現今的大部份發達經濟體，資金不是太少而是過度充裕，國內投資根本不需外國資金來為其融資，因此結果只有一種——儲蓄率下降。

在作者看來，美國出於「對開放市場的重要承諾」，持續成為全球過剩儲蓄的接收者，導致其無法控制儲蓄率和經常帳。因此，雖然不少人將美元和美國發達的金融市場視為「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但與此同時，作者指出這些「特權」也為美國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主要盈餘經濟體內部的階級戰和亞洲金融危機後的自我保險需求，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不願意消費，這就成了美國債務泡沫和去工業化的根本原因。」另一邊廂，華爾街的銀行、金融機構則賺得盆滿缽滿，和盈餘國的政治和產業精英沆瀣一氣、心照不宣。

一個巴掌拍不響，解鈴還須繫鈴人

不過，如開頭所述，貿易失衡所帶來的全球經濟扭曲在近年愈發明顯地呈現出來，赤字國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紛紛抬頭，並漸漸演變成國際衝突。因此，作者在最後一章也拋出了解決當前困局的建議——既然「一個巴掌拍不響」，那麼「解鈴就還須繫鈴人」。首先，對於赤字國，他們認為關稅和貿易戰非但無助解決貿易失衡，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有害；相較而言，控制資本流動會是一個更有效的措施，「除非赤字國逼迫外國資本流向其他地方，否則他們就必須繼續吸納其他國家的過剩儲蓄和過剩產能。」

其次，對於盈餘國，持續的貿易順差是收入分配高度偏向企業和富人的必然結果，因此各國應取消向富人傾斜的不公政策，努力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建立以工人為中心的工會制度，提高勞工收入，完善社會安全網，逆轉過去三十多年來財富從普通人向富人轉移的趨勢。或者，用作者的話說，「結束階級戰才能結束貿易戰！」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台版譯名：《貿易戰就是階級戰》）
作者：Matthew C. Klein, Michael Pettis
出版社：耶魯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5月

詳細內容請閱讀第320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2年6月6日）《不平等扭曲全球經濟　結束階級戰才能結束貿易戰》。按此試閱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