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周年｜端正歷史態度 別讓「六四」成為禁語
昨天（6月4日）是「六四事件」33周年紀念日。《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儘管特區政府沒有明文禁止市民「悼念六四」，但相關國安案件仍然未有定論，不少市民難免擔心，香港已經不能集體「悼念六四」，甚至不能提倡「平反六四」。然而，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六四」本就不是「政治禁語」，而香港可否繼續舉辦任何相關悼念行動、甚或可否繼續以「和理非」的方式促請中央當局重新評價事件，都應該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因此，特區政府既有責任向市民明晰「底線」，也要小心區分箇中問題性質，不能把「紀念歷史」與「政治抗爭」混為一談；至於香港市民，同樣需要端正歷史態度，當我們不斷回憶傷痛，也有必要加深對國家、對中共、對事件的全面認識， 不應基於意識形態偏見而令「悼念」或「平反」訴求影響香港與國家的良性互動，更不能上升成為對抗國家的政治操作。
「一國兩制」下「六四」不是禁語
以往每逢周年紀念日，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悼念集會，與數以萬計市民一起為當年不幸傷亡人士燃起點點燭光，寄哀思、祈安息、促平反。不過，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港獨份子和激進反對勢力的放肆倒逼中央祭出《港區國安法》，另一陣營旋即借題發揮，多次狙擊支聯會五大綱領之一「結束一黨專政」具備「顛覆性質」、質疑歷年集會旨在煽動及挑起市民對政權的不滿及仇恨，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及後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反覆，警方又以防疫為由反對支聯會集會，集體悼念無以為繼；加上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鄒幸彤等人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就算相關案件仍在審訊當中，已有越來越多人把「悼念六四」等同「顛覆政權」，甚或擔心「六四」將會成為「政治禁語」。
然而，面對市民的困惑和憂慮，特區政府並沒有給出明確說法。例如特首林鄭月娥及候任特首李家超日前分別被問及假若市民前往維園公開悼念、或在家中燃點蠟燭自行悼念等等會否觸犯《港區國安法》時，他們都只是重申任何公眾活動不論具備什麼目的都必須符合法律要求云云，但並沒有直接回應有關行為本身是否違法。一些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立法會議員，例如法律界林新強和選委界謝偉俊，也認為公開悼念六四是否違法可能存在「灰色地帶」，但相信不涉及組織群眾的自發悼念活動仍有一定空間。
由此可見，香港可否繼續合法舉辦任何相關悼念行動、甚或可否繼續以「和理非」方式促請中央當局重新評價事件，都已不再清晰。不過，這種模糊似乎源於他們比較看重有關行為的「政治性質」，甚至「一刀切」地把與「六四」相關的「悼念活動」或「平反訴求」視為「政治對抗」，而忽略大多數市民只是單純從「人道主義」和「關懷國家」角度出發，希望中央重新評價「歷史事件」，從沒想過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穩定。
也就是說，一些人混淆了問題性質，把紀念歷史與政治抗爭混為一談，但這顯然不是正確對待歷史的態度。而事實上，「六四事件」發生以來，儘管當中存在三種不同性質，但33年來，也總有人把三種性質綑綁起來，而這同樣也不是真正尊重歷史的做法。
三種不同性質理應切割區別對待
1980年代末期「東歐劇變」，內地同樣風起雲湧——部份崇尚西方思潮的知識份子和高校學生認為，「改革開放」之後政制改革過慢，因而衍生官倒、腐敗、通脹等社會問題；至1989年4月15日被視為「開明派」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人們藉著在天安門廣場發起悼念活動，提出包括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訴求，並就此展開為期兩個月的示威集會和絕食活動；可是，中央當局與示威人士未有達成共識，至4月26日更經《人民日報》社論把示威行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引發各地學生遊行聲援；官民雙方更加爭持不下，後來示威現場更出現社會流氓趁機「打砸搶」等行為，事件最終在6月4日以武力清場，成為流血悲劇，死傷人數至今仍然成謎。
事件非常複雜，即使發生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卻有三種不同性質：第一種是中共黨內對於改革路線分歧的「政治鬥爭」，第二種是知識份子、高校學生、普羅大眾希望國家改進的「愛國民主運動」，第三種是少部分社會流氓打砸搶的「刑事罪行」——這三種截然不同的性質，本應採取切割處理、區別對待，而非籠統、簡化成為同一事件——
在「黨內政治鬥爭」方面，基於觀點差異難免出現路線分歧，但有分歧並不必然就是「搞分裂」，而有紛爭也不應殃及群眾；對於「愛國民主運動」，學生本就充滿理想主義，挺身而出也是因為胸懷祖國，在運動期間也是堅守和平理性精神，實在不應因為「黨內政治鬥爭」而受到牽連，也不應被打成「反革命人士」而蒙受譴責或無辜入獄；至於「刑事罪行」，如果有人「打砸搶」，理應承受相應法律後果，不該文過飾非。
大多數香港人多年來所提倡的「平反六四」，所針對的正是「愛國民主運動」，希望中央正視當年低估運動複雜程度的錯誤，重新給予無辜犧牲的學生和平民一個公道說法、並向死難家屬賠償致歉，而非要以此介入「黨內政治鬥爭」、藉此推翻國家體制。不過，儘管三種性質各有不同，多年來卻被相提並論，因而衍生不同的歷史觀點——
對香港非建制陣營而言，往往避談「刑事罪行」，並且把「黨內政治鬥爭」和「愛國民主運動」相扣連，深信只有建立民主體制才能重新評價事件、以為只有「推翻中共」才能真正告慰亡魂，而儘管他們多年來並沒有就此採取任何實質行動，但由於社會充斥意識形態政治偏見，悼念活動難免被別有用心人士利用，演變成為匯聚各種反對聲音的場所，在本土思潮崛起的近年更引來獨派從中攪局，令悼念集會蒙上不同含義政治色彩；
至於中央，則是傾向放大「黨內政治鬥爭」和「刑事罪行」的問題，並把三種性質劃一看成一種「政治對抗」，認為當時學生已被參與鬥爭的某一陣營所利用，如果不加以制止恐怕導致國家陷入無法挽救的分裂危機，而當局的鎮壓則成功避免國家步上蘇東解體倒台的命運，亦使得中共意識到必須徹底改革才能邁步向前的必要，及後國家上下也都集中火力推進經濟建設、踏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一旦重新評價事件或會掀起政治漩渦，甚至影響中共政權穩定或中央權威，所以根本沒有必要重新評價。
無論這些觀點正確與否，這種分歧所引伸的更深維度思考，是整個國家民族到底應該秉持怎樣的歷史信念和治理意識，又將如何面對民族復興路上的歷史考驗和治理挑戰——因為中國的偉大歷史文明從來不是建立在「偉光正」的盲目信仰之上，而是在歷史跌宕起伏當中時刻審視自身與歷史的關係，不斷克服困難、不斷揚棄錯誤、不斷自我更新。
端正歷史態度誠懇保持良性互動
中共之所以避談「六四」，與其向來以民族統一和國家穩定為首要任務息息相關，面對政治問題總會極速提高安全系數，採取從重從嚴的壓制措施，所以把「六四」的三種性質簡化成為一種「政治動亂」。可是，改革開放過後的國家變得複雜多元，加上世界思潮紛紜激盪、全球政經格局洗牌，那種「一概而論」的歷史習慣和官僚作風明顯已不足以回應社會關係的更新，而是需要一種更加精細化、合理化、坦誠化的治理。
直到今天，不少知識份子都不會否認中共對於國家崛起的貢獻和成就，甚至已經無奈接受當年平息運動的必要，但這並不代表他們認同中共必須採取強力鎮壓的平息手法。相反，在這些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知識份子心中，始終無法罔顧武力鎮壓造成民族傷疤和歷史悲劇的事實，更不會因為往後的經濟成就而把「錯誤」決策當成「正確」，甚至仍然認為中共只有直面歷史才可避免悲劇重演、給予世道人心交代，也只有直面歷史才能更好地重構發展理論、重建社會價值，而不是像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那般將「六四」從公共記憶中抹去，更不是一味堅持當年那個不公不義的歷史定性——畢竟這是中國人對於歷史的最低要求，也是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所應該踐行的責任和擔當。
至於香港，同樣因為綑綁了「六四事件」的多重性質，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累積成為香港與中央的「心結」，甚至相互扭曲成為一種不斷深化信任鴻溝的「政治對抗」——例如當時以「平反六四」作為主要訴求的政治組織迅速崛起成為最受市民支持的團體；爾後以「反共」或「抗共」作為道德號召和政治啟蒙的悲情操作也是選舉常見；每逢周年紀念更是不斷集體回憶傷痛、不斷簡化前因後果，甚至越發片面地強調對執政主體的悲憤和對西方政體的追求，那就難免被一些政治極左人士曲解成為一種企圖利用「民主」凌駕「愛國」、再藉此以民主政體與社會主義體制進行競爭的政治抗爭。
也因此，每當香港提起「六四」，總是一邊記憶，卻又一邊遺忘——只集中記憶「武力鎮壓」，卻忽略深入認識「八九民運」、忽略整場運動的複雜背景和內外交困的轉型時刻，所以無法客觀理解中共舉措，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一種「中國很慘，發展落後，沒有民主」的刻板印象，不但越發偏離問題核心，甚至無法與時並進地看到國家的改變。
經過2019年「反修例風波」的折騰，迎來措手不及的《港區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全新選舉制度，也著實有必要吸取「重兩制而輕一國」的歷史教訓，並且需要重新端正歷史態度，從國家民族和全球歷史的角度加強對國家、對中共、對事件的全面認知。
國家之所以於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正是因為中共能夠對此前的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錯誤進行撥亂反正，當時乘著否定文革風潮，社會漸漸產生對於社會主義和中共執政的各種疑惑；加上聲勢浩蕩的東歐「民主化浪潮」，自由派更加相信西方自由主義才是唯一正確道路，自然力主仿效歐美體制引入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推行西方民主政改，而非中共所堅持的走出中國特色道路，也就形成一股否定中共執政的崇洋力量——凡此種種，使得堅守社會主義信仰和江山意識強烈的中共元老如鄧小平及陳雲等人焦慮起來，難免過度政治化了整場運動，從而更加堅定必須遵循「國家價值本位」嚴肅應對，以免他們終身奮鬥之救亡圖存和民族解放目標跌入萬劫不復深淵。
如果香港人在記憶「六四事件」的時候，不是狹窄地抽空這些歷史場景和意識形態博弈背景，也不是毫無主體性地盲目跟隨歐美資本主義政體醜化社會主義的論述框架，即使大家仍然無法接受武力鎮壓，相信也不至於陷入極端本土陣營操作的二元對立而使得「悼念」或「平反」訴求影響香港與國家的良性互動，更加不會因而越發失卻紀念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初衷——「將來香港人如有什麼摩擦，應該記住曾經共度過那麼一個日子。」——「八九民運」期間，面對國族身份和前途困惑的香港，連續發起多場動輒百萬市民參與聲援學生的大型遊行，於是作家梁玳寧便在專欄寫下這樣的話。她筆下的那個「日子」，也許就是百萬香港市民對「六四」念茲在茲的初衷——找到不是「經濟動物」的自我價值、呈現跨越地域的同胞友愛、反映愛我中華的赤子之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