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發展・一｜重建世道人心　讓社會科學推動香港社會轉型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認同，香港面對非常嚴峻的深層結構矛盾，正值非常關鍵的社會轉型時期；然而，對於「何謂深層結構矛盾」，又該「如何推動社會轉型」，大家長久以來卻都缺乏共識，而當中一大癥結在於，社會科學發展遠遠不足以回應香港社會問題。
「社會科學」本是用以描述、解釋和預測社會現象的實證研究，也是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重要工具，更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但在香港，儘管各大高等教育院校均有開設具備一定規模的社會科學課程、定期發表一定數量的社會科學研究，不過整體而言仍然呈現使命價值不清晰、發展戰略不明確、學科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以至於社會上下都對社會科學存在一些誤解，例如不少市民將之視為「乞食科目」、教育資源也很有限——只有一成學生修讀社科，《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期刊》也不怎麼研究香港，治港精英更加不會藉着推動社科發展以解答時代命題，包括透析問題本質、化解矛盾根源、提高決策水平、強化治理效能。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人文科學並稱四大科學領域。一般認為，現代社會科學起源於18至19世紀的歐洲，基於自然科學取得細胞學說、能量守恆與轉化定律、生物進化論等三大成就之後促使人們擺脫傳統思維方式，又適逢歐洲啟蒙運動和社會大變革，人們迫切需要就各種社會問題進行專門研究，因而催生這門由不同學科組成的全新科學研究領域。

廣義而言，社會科學是自然科學的對應物，當中包括人文科學，即所有以人類行為和社會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跨學科科學，用以闡述各種現象及其發展規律；但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具體分類並不一致——例如上世紀三十年代英美學者出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當中涵蓋心理學、教育學、法律學、政治學、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語言學、犯罪學；而1968年台灣出版的《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除了包括前七項之外，還加入統計學、行政學、人類學、歷史學、國際關係；直到今時今日，各地社會科學學說還發展出新聞學、傳播學、宗教學、軍事學等，而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內地，更把馬克思哲學思想作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指導思想，統稱「哲學社會科學」。

至於香港社會科學的定義和分類，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但也令人眼花繚亂，基本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連學科存在的意義和使命也各有不同。

以政府資助的八大公立院校為例，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最為傳統，設有地理學系、心理學系、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會學系新聞及媒體研究中心，課程「着重社會創新及全球公民意識」；至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除了傳統社科必備科目，還納入建築學及經濟學，「旨在培養年輕人成為志及全球的優質專才」；香港城市大學就把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開設「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當中除了社會學、心理學、國際學、傳播學、公共行政學，還包括中文及歷史、翻譯及語言等學系，「培養文化軟實力」；香港理工大學則把醫療護理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開設「醫療及社會科學院」，當中除了應用社會學系，其他四個學系都與護理相關，其網站稱「以專業為基礎的卓越學術水平為使命」、「積極回應業界需求」。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接受《香港01》訪問時，以「世道人心」概括他所理解的「社會科學」——「世道」包括人類的文化、制度、風俗、約定俗成的規範等，「人心」則是人類的行為、判斷、情感、想法等；而「世道」影響着「人心」，「人心」又塑造着「世道」，「所以這是一個雙向的關係，我們有不同社科的科目，它們都擁有這個共同的研究目標。」趙志裕解釋，社會科學最基本是關心「世道」、「人心」相互影響，不過不同學科各有不同側重之處，例如政治與行政學系強調政治權力的形成及分布、社會學系關注社會權力的分配對社會不同階層的影響、心理學系則重視社會環境及文化規範對於人類行為、思維及情緒的影響。

「為什麼要修讀社會科學？如果你問我修讀的動機，我自己作為一位社會心理學家，我相信每一個學生對於他們身邊發生的事物都會感到好奇，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是一個很強的動力。」趙志裕這樣理解社會科學之於學生的意義，「如果你問修讀完社科之後究竟有什麼前景，其實隨着世界潮流的轉變，我們都會期望一個良好的社會科學教育是能夠容許學生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他所說的發展空間，是指學生畢業後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除了繼續深造或跟隨固有就業路徑之外，還可以根據自身興趣選擇投身不同行業，為社會貢獻所長。

經歷政治變局　面對關鍵「雙轉型」

事實上，社會科學的「作用」遠遠大於很多人的認知。它是一個地方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質素、競爭實力的綜合體現，也是人類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重要工具，更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對於歷經極大政治變局的香港而言，當下正值非常關鍵的「雙轉型」時期——其一是意識形態轉型，亟需從西方價值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迷思當中解放出來，推動「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改革和進步；其二是經濟結構轉型，亟需從單一的服務型經濟當中解脫出來，邁向多元的知識型經濟——所以亟待社會科學積極回應前途命題。

世界思潮紛紜激盪，什麼才是香港最該堅守的核心價值？「一國」之下「兩制」天秤重整，在「國家治理」和「港人治港」之間，香港如何跟上「治理現代化」？世界經濟格局進入「新冷戰」，國家經濟發展邁向「雙循環」，灣區經濟競爭出現新形勢，本地經濟前景面臨新常態，香港應該怎樣促進市場的有效運作、推動產業的多元發展、強化分配的公平正義、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質、維護社會的安寧穩定？凡此種種，都需要社會科學的探究和解答。

可是，特區政府似乎不是這樣理解社會科學的存在意義和發展定位。

首先，如果把社會科學放到「教育」的框架下去檢視其成效，那實在難言有什麼傑出表現。因為作為四大科學領域之一，大學修讀社科專業人數相當有限，例如根據《香港01》統計教資會2020/21年度八大院校全日制學士課程第一年學生取錄人數（見上表），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共有1,836人，是所有入讀八大院校學生人數的10%；當中，社科學生比例最低的理工大學，只有2%；最高的是嶺南大學，但也不過20%；至於其他院校，則介乎8%至16%。

當然，各大院校收生人數差距除了各自主打專業不一之外，還因為它們對社會科學的科學定義有異。不過，院校對於社會科學的資源投放有限，也是不爭的事實，而這無疑與香港深陷資本主義的扭曲和「中環價值」的壟斷息息相關，往往只以短期的經濟效益作為主要考量，卻不懂得切實因應社會發展需求而重新制定產業規劃，為社科專業學生創造更多好工。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副教授劉國強早於1999年撰寫《論價值教育與香港教育改革——一個建基於哲學與文化的反省》，指出香港教育偏重傳授知識，不是一種求真的價值教育，而是一種追求以知識成為達到其他功用的「用」的價值。他又提到，即使教育統籌委員會曾於1999年1月發表《教育目標》諮詢文件提出，「讓每個學生都在德、智、體、群、美得到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使其一生能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信，合群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民主和法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但在諮詢過程當中，「工商界不少人純粹從工商業利益及經濟效益來看教育目標，毫不諱言地以教育就是為了滿足商家或老闆的要求而培養少數合用精英。」

「香港是可惜的，我們（崇尚）所謂『中環價值』，特別是政府，他們批准我們開辦某些學科的時候，會看短期勞工市場，但我覺得這是比較短視的。」作為本科修讀社會科學的教授，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對於政府輕視社科教育的資源分布感到無奈。有別於一些人對社科教育的偏見，他認為學生最重要的是依照個人興趣選擇本科，而不應只考慮職業前途。

博雅專業教育　推動人文社科發展

為了改變香港教育的「中環價值」，何順文在自己任教的院校進行大型改革。八年前出任恒生管理學院校長後，他決心改變外界對這所「商科」院校的刻板印象，致力推行博雅專業教育，大力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如果我們想由一間學院變成院校，是不可能只有商科，一定要有其他學科，不會因為這間學校由商科作主導，就輕視文、社、理等科系。」博雅教育，又稱全人教育，注重解放思想，涵蓋人文社科，並不以培訓就業專才為目標。何順文認為，從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社會需要科技，亦需要理科人才，但從教育的角度，不能如此狹窄，不能夠只開辦理科或商科的課程，「特別是一間私校，公校因受政府資助，政府對他們所開辦的課程有一定的決定權，但我們不需要，所以更加要抗拒這種文化。」

其次，如果把社會科學放到「研究」的框架下去審視其發展，那無疑更加令人失望。無可否認，香港各大社科院校的國際排名的確不俗，例如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最新的全球大學社會科學分科排名，香港大學排名第33、理工大學排名第81、中文大學排名第85、城市大學排名第106、科技大學排名第117，可見有關學科在相關領域取得一定成就；然而，若問這些院校實際發布過什麼對解決香港問題存在重大意義的研究，恐怕大多數人都沒有什麼印象，而且在大家的普遍認知當中，甚至會認為香港社科院校鮮少研究香港社會問題。

很多人都不知道，香港有份中文學術期刊《香港社會科學學報》，自1993年創刊，半年出版一次。由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主辦，希望建立一個立足香港、放眼世界的學術交流平台，但至2015年停辦，到2016年夏天起由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繼續營辦。不得不說，早年有些議題確實極具時代意義，例如1993年的《公共援助與「貧窮線」的訂定》、《香港和澳門的非殖民化比較》、《居者有其屋？──香港房屋政策和房屋社會學初探》、《香港貧富差距惡化下的社會保障措施──兼與亞洲各國比較》、《專家霸權與內在權威性──評《香港青少年犯罪問題》，以及1994年的《退休保障與香港政府財政》、《兩岸三地產業之結構整合及其政策涵義》等。

《香港01》嘗試整理從1993年至2017年間《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期刊》所刊登的598篇論文主題，發現當中只有96篇文章與香港直接相關，其他大多是以中國研究或國際研究作為研究主軸。而且，每期論文數量也有明顯減少趨勢，例如在1993年春季發行的創刊號中，合共有24篇文章；但2022年春季發行的最新一期，卻只有5篇文章，僅1篇論及香港——《港澳青少年大灣區發展意向的主觀因素分析：政治信任與正向心理特質》。

另外，即使近年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漸現，甚至於2014年發生連綿79天的大型佔領行動，以及2019年引爆前所未見的反修例風波，但由2019年秋季打後的期刊當中，並沒有任何直接剖析有關問題的研究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當2010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特首曾蔭權詳細闡述香港五大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後，2011年出版的期刊則有研究香港的階級分析、工運鬥爭、向上流動、標準工時、經濟制度等關鍵議題。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向《香港01》解釋，香港社科研究沒落的原因在於，主導教育資源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於1993年起開始向所有政府資助學院進行「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而評核表現對於院校取得政府研究用途撥款至為關鍵，但本地研究對評核而言「不入流」。

重研究輕教學　成院校遊戲規則？

周永新補充，香港回歸後，學者確實有更多機會發表關於香港的研究，例如1997年至1999年《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期刊》發表香港相關的文章有23篇，明顯比起其他時期所發表與香港相關的文章數量較多。但1997年主權回歸後，中國國力逐漸提高，即使是關於香港社會議題的研究，也難以完全脫離國情，「例如我以前曾撰寫老人議題的研究，也不能只寫關於香港老人，必定要加入中國的元素。」在現實層面，只有這類型具國際視野的文章才能迎合RAE評審的「口味」；而即使中央政策組每年都會撥款予「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提供資金予學者進行本地研究，但吸引力有限，申請人數也寥寥可數。

周永新又稱，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會直接影響他們在院校的升遷。教資會除了RAE之外，亦會向個別優秀學者提供「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GRF），學者如要取得GRF，研究必須刊於國際期刊，而GRF的多少會影響其升遷，「（學者）有時候也會與非牟利機構進行一些本地研究，但都要在空餘時間去做。」他對缺乏本地社會科學研究的現象感無奈，「但那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做本地研究並沒有前途。」

除此之外，「盲目追求國際排名」也是院校「不務正業」的關鍵。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前副教授謝永齡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有鑑於論文引用在國際排名公式佔比較重，大學會要求教授多撰寫高質素且高排名的論文，而大學會將這個要求放入聘約，如果教授文章過少或排名過低，大學可以解約，「有很多（教授）在上班時間有80%放在研究，20%放在教學及行政，這個情況是很普遍的。」謝永齡解釋道，如果教授將大部份時間放於自己的研究之上，跟隨他們工作的研究生或許能受益，但對於不會參與研究的本科生而言，他們根本無法從教授的研究上學習到需要的知識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