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可否成為「賢能治港者」典範？
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以破紀錄的99%支持率成為下任特首，可見無論是中央涉港體系抑或本地治港精英，都對他寄予極高期望。承諾將為香港翻新篇章的李家超，未來施政能否超越歷任特首成為「賢能治港者」典範，關鍵在於他如何透過有效治理破解擺在眼前的三大挑戰。
重新建立信心
提升港府認受程度
事實上，擺在李家超面前的挑戰一點也不少，其中三樣更可謂既迫切又艱鉅。
第一，近年不少港人心情低落，消極預期香港未來發展，對於選舉制度修改和是次特首選舉缺乏認同，李家超能否改變他們認知，讓更多人重新建立信心，提升港府認受程度，是近在眼前的挑戰。
香港自殖民地時期以來，便產生和積累一系列問題，回歸後遲遲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積重難返。這成為了香港社會不穩的深層根源，激進主義、分離主義趁勢盛行。2014年佔領行動、2016年旺角騷亂和2019年修例風波，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亦將過去多年的治港危機暴露無遺。中央為了解決問題，強勢出手調整治港政策，先後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目前來看，香港的激進主義和分離主義確實得到有效遏制，社會秩序重回穩定，政治亂象大幅減少，行政效率有所提升。
但事有兩面，許多市民習慣的自由邊界有所收縮，回歸以來不斷深化的民主成分有所減少，《基本法》規定的「雙普選」目標不知何時實現。正因這樣，一些對於自由、民主有着強烈訴求或者執念的人們自然倍感失落，對於香港政治和「一國兩制」的走向感到焦慮，哪怕中央涉港系統總是不厭其煩地解釋治港政策調整是為了香港繁榮穩定、是希望「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無法有效釋除疑慮。
在此社會氛圍下舉行的特首選舉，更多只能獲得偏向建制陣營的港人支持，除此之外的大多數人則或多或少有些疑慮和失望。雖說「英雄不問出處」，僅以出身來簡單判斷個人表現確實有失公允，但李家超出身紀律部隊、公共行政經驗不足，加上他三年前強行修訂《逃犯條例》，政策解說和溝通能力有限，難免令人懷疑他能否勝任特首工作。
面對此情此景，李家超更需用實際行動說服香港市民，讓大家相信中央治港政策的調整是必要之舉，是確實如已故中共最高領導人、「一國兩制」構想者鄧小平當年說的「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
放下不信任感
推動民心二次回歸
第二，香港已經回歸近二十五年，但香港人心仍未完全回歸，許多人面對國家時總有一種疏離感和不信任感。究其原因，主要是一百多年殖民歷史對港人心理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塑造，回歸後的文化和教育工作未能扮演好構建港人國家認同的角色，經濟民生上的治港成績亦未能有效贏得市民認可。
若想改變這個狀況，不妨從歷史深處尋找啟示。在大部份英殖時期，多數香港人都有中國認同，那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鋭。只不過「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通過持續運用政治、法律、意識形態手段，在香港治理和經濟民生上積極作為，才全面改變港人的整體心理結構。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正是其中的代表，他的一番改革和作為全面增強了港人對於港英政府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01》多次重申，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需要更多像麥理浩那樣有作為的治港者，尤其要趕在反修例風波給北京治港政策調整帶來正當性的紅利耗盡之前，進行一番讓港人有實實在在獲得感的大改革和大作為，從而在更大範圍贏取被港英殖民建構的民心歸屬。只有這樣，「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和北京才能達成最大程度的共贏：香港社會愈來愈認同國家，北京則授予香港更大的政治空間。李家超上任後能否積極重構國族身份認同、推動民心二次回歸，是擺在他面前的另一重大挑戰。
解深層次矛盾
針對貧富懸殊住房問題
第三，殖民地時期以來長期困擾香港的貧富懸殊、階層固化、青年難以看到希望、經濟結構單一和住房問題等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再也不能耽擱下去。
今天香港經濟體系有「拼爹資本主義」之嫌，一個人的成功和財富地位與其說靠個人奮鬥，不如說愈來愈依賴於他的出身。香港大學馮氏講席教授陳志武曾經指出，「香港社會的階層結構太固化，跨階層流動的空間太窄」，「縱觀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無非就是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國泰航空、長江實業、嘉里集團、太古集團、怡和集團等這些老名字，都是幾十年前留下來的『老香港』，沒有新創的大公司，這本身就告訴你這個社會的『錢』早就固化在少數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繼續做草根」。如此經濟利益結構下，大部份紅利都被少數人壟斷，普通人不僅難以實現階層躍升，而且不得不承受高房價、高租金和高物價之苦，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嚴重制約社會發展活力。
《香港01》早已指出，自由而公平的競爭環境是香港崛起的重要秘訣，但現下的「拼爹資本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異化、墮落和末路，香港再不需要，而是需要改革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打破利益結構樊籠，重塑公平正義價值，才能給更多人以希望。香港是所有人的香港，香港的發展紅利應該惠及所有人，香港的自由，包括經濟自由，同樣應由所有人來共享。
以上三個挑戰是李家超當選特首後所不能不面對的一系列挑戰中的關鍵。李家超在選前一周公布政綱所涵蓋的四大內容——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精簡程序多管齊下，提供更多安居之所；全面提升競爭實力，創造持續發展空間；同建關愛共融社會，增加青年上流機會——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以上三個挑戰，而當下的關鍵在於他能否知行合一，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現政綱的承諾，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香港仍處於修例風波後中央強勢出手整頓的陣痛期，新的治港政策尚未完全贏得香港社會認同，李家超上任後能否積極有為、團結更多港人、帶領香港翻新篇章，不僅決定着在世道人心和香港歷史的分量，而且直接影響香港新選制和治港新方向的認受性。
「我認為，我們說一個政府受歡迎並不是說它要在治理期間的任何時刻都受歡迎……有時你必須徹底不受歡迎，但你在任期結束時，你應該給人民帶來福利，這樣人民才會認識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新加坡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的至理名言，值得李家超參詳，希望他所組建的新政府不會再蹉跎香港歲月，而是能夠兌現他所承諾的「會做事、做成事」，實實在在地推進香港的繁榮穩定、公平正義和人心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