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解散潮｜2021年63個工會撤銷登記——香港需要怎樣的工會？

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大量公民社會組織力量、專業團體、工會相繼宣布解散。近日，成立54年的香港記者協會（記協）亦身陷解散危機——除了不時與政府官員或政要「隔空爭執」之外，早前還被職工會登記局要求就涉嫌與《職工會條例》或會章不符的活動提供資料，上周一（4月25日）更遭《大公報》抨擊為「受外國政治勢力操控的政治組織」，直指該會自行解散是唯一出路。事實上，記協早在4月23日舉行的網上特別會員大會上討論包括「需否修改會章以配合未來方向」等議程，主席陳朗昇在會後透露期間有人提及「解散」，但未來會否採取有關形式目前仍未確定。事件再次引人深省，香港到底需要怎樣的公民社會和工會組織？

繼香港教育專業人士協會（教協）、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宣佈解散後，遭建制連番狙擊的記協，或正面臨解散的危機。記協上月中旬（4月23日）以視象形式舉行特別會員大會，討論「需否修改會章以配合未來方向」等前景問題，當中包括解散門檻。隨後，《大公報》以「自行解散是唯一出路」為題，發文抨擊記協為「受外國政治勢力操控的政治組織」，指記協「不自行解散，只有取締一途」。事實上，單是今年起計，記協已經麻煩不斷，例如早於1月被職工會登記局要求就其曾進行涉嫌與《職工會條例》或會章不符的活動提供資料，並稱如違規情況嚴重，登記局不排除取消工會登記。

當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與記協主席陳朗昇公開駁火，鄧炳強更直指「社會上有聲音」質疑記協是否政治中立，建議記協公開會員名單、資金來源等資料，又質疑記協「滲透校園」，「拉攏」學生記者入會、未能秉持新聞工作的專業性。

記協會否解散，仍言之尚早。不過，事件普遍被認為與在反修例風波過後，特區政府加強監管社會團體，導致政治空間日漸收窄，多個專業團體和工會組織無奈被迫宣佈解散有關，當中包括近年活躍於各種示威、遊行活動的新興工會組織：新公務員工會、杏林覺醒、香港幼兒教育工作者工會等等。根據勞工處統計資料，單是2021年就有63個僱員工會在登記冊除名，其中自行解散的有23個，與2020年僅2宗申請相比，增幅逾31倍。

無可否認，在政治低壓下，一些工會或公民社會組織的確出現「無人接捧」情況；或是深感政治空間收窄，為免政治風險，只能無奈解散。問題是，這些專業團體和工會組織，本應與政治沒有太大關係，而是以提升行業專業認可和行業僱員權益為根本，爭取福利、處理糾紛；不過，從近年新聞所見，有不少組織都傾向以「專業團體」或「工會」的名義參與或發起政治行動，彷似成為「政治組織」，當局則回以政治手段應對。

平情而論，工會和專業團體對保障僱員的權益和提升行業的專業發展，有一定作用，亦能夠更有組織和系統地處理會員投訴和勞資糾紛。例如，創會近50年的教協，長年跟進教師權益，每年處理超過3000宗會員查詢和投訴個案，其解散無疑對教育局、教師業界，以及其近9.5萬名教師會員，都是一大損失。但當一些組織「政治化」的路上愈走愈偏，甚或忘卻他們作為專業團體或工會的本職，就難免引發其他陣營的政治攻擊。

記協自1968年成立以後，向來以提高新聞自由為組織宗旨，關注香港記者的工作條件與解決新聞採訪時所遇的障礙，即本應以行業的「專業」和「權益」為核心。但近年記協所為似乎更加側重於政治議題，有時更被質疑是「選擇性發聲」，例如在反修例期間，大批網上媒體與公民記者湧現，部分人未有秉持客觀中立、忠於事實、不偏不倚的專業原則參與現場報道，甚至以「監察」為名擋在示威者和警察之間，但記協並沒有為「記者專業」把關——這到底是否有利捍衛新聞自由、有利維護公眾知情權利？儘管如此，這又是否足以成為當局嚇怕甚至取締它們的理由？經一事，整個香港都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