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堆砌0.18%死亡率自我麻痺　踏著7732具屍體回復日常

短短三個月內，一座75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有超過7700名新冠病患死亡，這到底是個什麼概念？對於數以萬計驟失至親的死者家屬來說，這是一場痛心切骨、憤不欲生的離殤；但對於一些防疫專家、社會精英、乃至治港團隊來說，例如日前提倡以擴大染疫基數來下調死亡比率的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以及嘴上說著「生命至上」但實際上更似是「資本為重」的特區政府，這或許只是個冷若冰霜、微不足道的數字，所以可以隨心所欲地以專業之名演繹數字遊戲，自欺欺人香港已有條件回復正常運作——彷彿踏著7700多具屍體走過去的「正常」。

數據和道理不能脫離人倫價值

我們常說要「讓數據說話」，因為一般相信數據最為客觀，最能反映真情實況；我們也常說要「聽專家的話」，因為一般認為專家在特定領域具有高人一等的造詣，能夠察覺、剖析甚至解決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問題。然而，無論是數據還是專家之言，從選取、分析到呈現，每一步都涉及各種各樣的選擇，也就免不了要作出方方面面的判斷，當中離不開以「敬畏生命」為倫理原則的哲理思辨——而一旦脫離了數據和道理之於「人民」和「生命」的重大意義，只是生搬硬套一些教條理論和僵化公式，甚或為求達到某種目的而選擇性地演繹某些信息，那恐怕並非尊重科學、秉持專業的表現，更說不上敬畏生命！

近日引發爭議的「死亡率/病死率」高低分歧，就為我們上了這樣一課。

新冠病毒疫情自2020年1月爆發以來，世界各地之所以如臨大敵，正是因為它的傳播能力之強和致死能力之高，例如截至昨天（4月1日），全球已有4.88億人確診、逾614萬人離世，而香港光是第五波疫情就有115.1萬人確診、7732人離逝。現代文明彰顯人道關懷，這些前所未見的驚人數字背後，所承載的是一條條原本活生生的人命，本就足以呈現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脅；但當代社會同樣講究科學精神，疾控部門、決策機關甚或新聞媒體都會為了精準掌握嚴重程度、加強病毒病理認識、有效分配醫療資源、方便人們具象理解抽象概念等等原因，透過計算死亡病例佔比來衡量疫情死亡風險，即把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換算成一串串冰冷的數字，也就無可避免地簡化了人和數字的本質關係。

與此同時，基於疫情進展、監測技術及研究習慣等等差異，各個地區所掌握的病例信息完整程度也不盡相同，例如已經確診病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全體實際感染情況，而死亡病例當中又有多少是直接或間接死於新冠病毒併發症，即使是在專家處處的香港，至今也未能獲得完整信息——所以，不同地區對於死亡病例佔比的定義和計法也各有不同，而且估值差異相當大；可是，人們往往都只著眼於數值本身的高高低低，而經常忽略相當關鍵的背景信息和實際處境，進一步導致死亡數據本應傳遞的文本信息被扭曲。

「死亡率」高低之爭放錯了焦點

「死亡率/病死率」之爭正是從估算死亡病例的方法差異開始，就放錯了焦點，誤以為數值的高低才是關鍵，卻遺忘「生命」才是最大的命題。

一般來說有三種估算方式：第一種是傳統理解意義上以每10萬人口為單位的「死亡率」，用死亡病例除以人口中位數再乘以10萬人——例如去年11月25日，中外知名抗疫專家鍾南山出席「中國網絡媒體論壇」時提到，國家的新冠病患死亡率是0.4/100000，即每10萬人口當中有0.4人死亡，就是以這種方式計算；第二種稱為「病例死亡比」或「病例病死率」（CFR），是死亡病例佔確診病例的百分比，用死亡病例除以確診病例再乘以100——它被大多數國家廣泛採納，主要用來衡量確診病例的致死程度，但只有當已經確診病例越接近實際感染人數，有關數值才會越接近現實全貌，否則一般都會因為實際感染人數被低估而導致CFR被高估；第三種叫做「感染者死亡比」（IFR），是死亡病例佔整體感染人數的百分比，用死亡病例除以整體感染人數再乘以100——它最能反映疾病真正的嚴重程度，但也因為最難獲取整體感染人數的信息而鮮有國家取用。

香港過去三個月來一直沿用第二種方式即「病例病死率」來呈現死亡風險，但當局一直把有關數值誤稱為「死亡率」（若按第一種方法計算實為103.34/100000），至昨天已經達到0.672%——這在一些抗疫官員、疾控專家和新聞媒體眼中，被機械化地理解成為每100個確診病例中只有0.672人離世，然而，它看似非常渺小，實質不容小覷。

首先，從病死率的高低來看，相較於兩年來累計110.1萬人確診、1270人死亡的新加坡，當地病死率為0.115%，即每100個確診病例中有0.115個死亡，僅是香港的六分之一；其次，從傳播力的快慢而言，新加坡今年初與香港同期受到Omicron侵襲而掀起爆發高峰，從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3月31日的91天內，新加坡實質新增81.7萬宗確診、441人死亡，死亡率大幅收窄至0.054%，即日均新增8982宗確診、4.85人死亡，但香港則是日均新增12580宗確診、83.65人死亡；最後，必須回歸數字和人的聯繫，就算是再小的百分比，當確診病例越多，死亡病例就會隨比例增長——有的是在安享晚年的長者，有的是和頑疾搏鬥多年的勇士，有的是要養活一家大小的支柱、有的是正追逐夢想的青年，也有的是剛來探索新世界的幼兒，儘管對生活有著不同的苦辣酸甜，但相信沒有人不想繼續活著享受未知的精彩；而每一個死亡病例背後可能牽涉無數個頓失依靠的家庭和痛失摯愛的親友，他們之間有著獨一無二的互動、無法取代的回憶、甚至是讓生命更有溫度和厚度的精神寄託——這份寶貴根本無法衡量，一旦喪失就不能復原。

生命至上豈容數字遊戲自我麻痹

不過，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對此並不以為然。他周一（3月28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明不認同「香港死亡率偏高」一說，又直指政府現有計算死亡率方式有誤，不應以呈報確診病例總數作為分母，而應以實際染疫人數例如港大數學模型推算的400萬人進行計算，死亡率就會從0.6%降低至0.18%，只是略高於每年季節性流感死亡率云云。特首林鄭月娥同日回應時認同有關說法在理，但否認現行計法存在錯誤，惟當局待疫情穩定後會重新分析數據。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則指，衛生署向來未能掌握全港確實染疫人數，所以只能根據呈報確診病例作為分母計算死亡率，該死亡率將改稱為「呈報個案病死率」。

按照孔繁毅之言，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脅已經大大減少，甚至與死亡率約0.1%的季節性流感沒有太大分別——這無疑顛覆一般人對新冠疫情的認知。而由於他本身是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早就被冠以「流感專家」的光環；自疫情爆發以來又不時出席政府主辦專家會議、多次接受傳媒訪問解說疑難，可謂早已奠定公信力、掌握話語權；加上特首回應時模凌兩可的態度和疾控部門煞有介事的易名，變相又再疊加這位專家的權威——所以，一些人聽罷不但沒有提出質疑，反倒以孔之說各取所需、借題發揮，沉醉於「既然和流感差不多，Omicron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有些弱者必然要被淘汰」、「『個人』沒有必要為了『集體』犧牲自由」、「我們沒有理由要為了那一點點死亡率而繼續停擺，否則會流失更多人才」等等論述，甚至再次把香港扯入「動態清零VS與病毒共存」的無謂爭端，完全無視被簡化數字所掩蓋的數千人命。

當然，事後陸續也有不同領域專家反駁孔繁毅算法有待商榷、有欠公允。儘管他所提倡以「感染者死亡比」方式評估實際情況的方向正確，也促使衛生防護中心修正了對「病例病死率」的表述錯誤，但他預設以港大模型推算染疫人數進行計算的做法卻有「偷天換日」之嫌。港大統計及精算學系主任尹國盛所撰《從統計學看疫苗猶豫及新冠死亡率》一文，以香港年均自然死亡率0.7%為例說明孔繁毅的推論有誤——每三個月平均死亡率為0.7%/4=0.175%，與港大醫學院推算首三個月新冠死亡率0.18%相若，意味港人染疫與否死亡比率沒有太大改變——而這完全脫離有數以千計新冠病患疫歿​​的基本事實，可見該模型遠遠高估實際染疫人數。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也強調，數學模型本身只具某種參考價值，不宜用以推算實際死亡病例佔比，而若要探究實際感染人數，可待疫情回落至零星個案後再安排萬人根據人口和年齡結構進行抗體測試。

不過，無論孔繁毅算法本身犯了什麼錯誤，正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所言，這些「賊過興兵」的討論無法掩蓋香港死亡病例之多的事實，主要原因在於防疫政策失當所造成的接種比率偏低和醫療系統淪陷，現下爭論死亡率孰高孰低，根本無助減輕重症或死亡，倒不如集中資源提高接種比率、加強醫院治療、廣泛使用口服藥。

踩著7700多人屍體走過去的正常

「死亡率/病死率」爭議可能告一段落，但「專家之言」這一課仍有很大思考空間。

我們之所以相信專家，是相信專家擁有高超的專業學識涵養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擔當，能夠客觀公正、秉持科學、理性務實地為社會難題出謀劃策、向好發展。既然被賦予如此高尚的使命，專家之言更要經得起推敲和驗證，萬萬不能拍拍腦袋、隨便說說，更加不能在已經預判某種結果下反過來堆砌數據和道理。

事實上，孔繁毅並非首次發表一些令人感到疑惑的言論。例如他上周五（3月25日）在電台節目表示，鑑於本港可能有逾半人口感染全球最流行的Omicron BA.2病毒株，即康復者身上已經產生保護力較高的中和抗體，加上第二及第三針疫苗接種比率有望推高至9成，長遠而言比新加坡更有條件開放限制措施，因為當地大部分人口感染Delta或Omicron BA.1病毒株，且第三針接種比率只有7成——姑勿論他以一個動態視角下的香港與靜態視角下的獅城進行比較已不太公道，更不說他完全忽略兩地醫療資源的抵抗能力和政府對於公共衛生防護系統的干預措施實在差天共地，單從上述數據和道理來看，他仿佛是在說——反正該打針的已經打針了，該中招的已經中招了，該死亡的也已經死亡了，所以香港就可以回復正常生活了——一種踏著7700多具屍體走過去的「正常」。

為什麼堂堂「流感專家」竟會如此片面演繹數據、簡單推導結論？為什麼聲稱負起「主體責任」的特區政府竟也沒有進行澄清或者駁斥，而是任之由之？難道說，所謂「專家」就一定是對的，所以當局只能對其言聽計從？還是說，這群精英的價值底色都是一樣的，嘴上喊著「生命至上」、心裡想著「資本為王」，根本不願為了保護每一個人尤其是老弱群體而限制日常活動、付出經濟代價，而是會以自由主義之名放縱個人的自私、以科學主義之名包裝逝者的犧牲，堂而皇之地把他們當成香港重新出發的交換品？

也因此，在明知有入境檢疫漏洞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嚴格堵塞；在明知流行病學調查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也不願意改良「安心出行」、增添定位追蹤功能；在明知安老院舍和社區可能失守的情況下，也不願意積極推進疫苗接種計劃、盡可能提高體弱群體例如長者和兒童的接種比率；在明知醫療資源和檢疫設施可能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及早動員私家醫療等各方力量協助抗疫；在明知第五波疫情可能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即時進行全民強制檢測、盡早識別染疫群體加以管理和治療......

無可否認，世界各地基於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制度，對於如何平衡生命與自由、生命與秩序、生命與經濟等抗疫命題，有著不同認識，甚至形成激烈論爭。然而，任何人都沒有資格以犧牲他人生命為前提來成全自己，當「生命至上」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而此時此刻我們所依賴的專家和政府的存在意義，就是竭盡所能地為每一個生命築起一道道屏障，在最大程度上保護生命健康、維護生命尊嚴、守護生命價值。經濟停滯可以重啟，但生命流逝將不復存在，任何抉擇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歷史承擔，請問你們有嗎？

特區政府從昨天起取消「九國禁飛令」，並將分三個階段放寬限制、有序復常。

撰文者是香港01首席記者黃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