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成功施壓放寬禁飛令？行政會議成員不應淪為權貴傳聲筒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兩個多月來持續嚴峻，至今（3月22日）累計超過104萬人確診，但特區政府似乎鬆一口氣，特首林鄭月娥昨日（3月21日）預告三個復常時間表，當中包括政圈盛傳是由大批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成功爭取」的「解除英美等九國禁飛令」。無可否認，一些專家確實認為這波疫情高峰已過，但每天仍然新增過萬宗病例，最高危的80歲或以上長者疫苗接種比率也只有56.4%而已，死亡比率亦持續高企，在多國早已「與病毒共存」的當下，一旦放寬入境防疫措施難免再為社會帶來更高風險；可是，作為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最高機構，竟然傳出有不少非官守成員向特首施壓，以免政商精英繼續忍受防疫辣招之苦。這不禁令人疑惑，行政會議成員到底應該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還是只是為社會頂層的權貴維權？

特區政府今年初因應第五波疫情爆發，先後向澳洲、加拿大、法國、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英國和美國等九個國家實施航班熔斷機制——禁止民航客機飛抵香港，過去14天曾經逗留相關地區人士亦不可經轉機抵港。不過，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抗疫記者會上表示，有關航班熔斷機制已不合時宜，因為相關地區疫情並不比香港差，而如果檢疫要求過於嚴苛，或會影響香港營商環境；因此，當局最快從4月1日起取消上述禁飛令，並分三個階段逐步解除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抵港人士的檢疫酒店隔離期可由原先14天縮短至最少7天，而首階段則容許海外回港的香港居民，在第5天的核酸檢測，及在第6及7天的快速測試中呈陰性，即可提早完成檢疫。

令人玩味的是，在林鄭月娥正式宣布解除禁飛令之前，《信報》政情專欄同日引述消息指過半數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曾經計劃就此聯署上書，力陳商界高層飽受禁飛之苦，認為防疫辣招或會造成商界精英流失，嚴重削弱香港競爭力；不過，這幕戲碼最終沒有上演，最終改由行會召集人陳智思在會上表達自身的關注，再藉行會以外時間向林鄭表達有過半成員感到不滿。無獨有偶，《經濟日報》政情專欄也引述「政界重量級人士」的說法，指不少政經知名人士去年底聖誕假期飛往英美加澳等地探親，但回港卻遇上禁飛，被迫滯留當地，或須轉往新加坡等地逗留14日後再飛香港。

有關消息難免令人質疑，特首可能不堪行會成員及政商精英施壓，所以結束禁飛令。林鄭月娥昨日已經回應時未有完全否認相關報道，而是表示行會內容不宜公開，方案可謂綜合各界意見，希望公眾不要過份揣測。不過，如果消息屬實，則可見部分行會成員無疑是以商界的利益凌駕於整體的社會利益，亦無視美、英、法等國實行「與病毒共存」防疫政策的極大傳播風險，例如美國至今累計超過8100萬人確診，而過去一周也仍新增超過21萬宗確診。如果行會成員只顧商界利益，貿然建議放寬防疫，後果不堪設想。

事件引人深思，行政會議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行會成員又應該代表誰的利益？

眾所周知，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最高機構。《基本法》第56條2款訂明，行政長官在制定附屬法規前，須徵詢行會的意見。新冠疫情自2020年2月爆發以來，諸多防疫抗疫法規也都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

行政會議權力之大、角色之重要，可見一斑。但《基本法》並無明文規定行政會議成員的成分、人數、人員比例。《基本法》第55條1款列明，「行政會議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其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

按理說，為完善政府的決策，應委任不同界別的人士，以平衡各方意見，並且確保政策能夠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然而，觀乎現屆行政會議16名非官守成員的資料背景，不難發現，其中以傳統的官、政、商界精英的為主，缺乏多元聲音。

行會非官守成員當中9人有建制政黨背景，其中7人是行政會議和立法會的「雙料議員」，例如自由黨主席張宇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等等。另有7人均先後兼任或出任多個公營機構及諮詢委員會的要職，當中不乏財金背景猛人——陳智思，亞洲金融集團總裁及亞洲保險有限公司主席；史美倫，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曾任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周松崗，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曾任港交所主席和港鐵公司行政總裁；任志剛，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位總裁。

香港恒生大學「大學客座教授」、陳氏社會研究學院創辦人及主席、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前講座教授兼前系主任陳國賁，與陳氏社會研究學院研究員莊迪文，曾於2020年7月年發表《重組行政會議：為何與如何》一文，形容行政會議猶如傳統政商權力精英在官、政、商之間玩音樂椅（musical chair），壟斷了各界別顯要位置，形成密不透風的權力俱樂部。這種精英循環（circulation of elite），由於缺乏新舊輪換，統治階層隨時間腐化，造就群體思維病發的高危一族，影響施政效能。

陳國賁點出了行會的弊端，並提出3點行會成員的理想結構特質：（1）多樣化（Diversity），盡可能使成員的背景多樣化，借用統計處或社會學者常用的分類，如性別、年齡、婚姻狀况、語言、族群、宗教、專業、階級、出生地、政治立場等，將行會想像成整個香港的縮影，盡攬無遺；（2）獨立平等（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特首與行會成員應盡量避免有從屬關係，以獨立的地位，保證獨立的思考；（3） 破格創新（D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特首和高官固然不宜太脫離常規，但破格引入幾個不太傳統的非精英進入行會，則官員保守持重，而異端創新大膽，如同兵法的正奇相輔，可反覆刺激會裏眾人思辨，進而內化（internalize）成個人習慣。

陳國賁強調，特首對於不同背景，能敢言直諫，親知識、親科學、親理性（pro-knowledge, pro-science, pro-rationality）的非常之士，不應投閒置散或遺賢於野，而須迎進行會，促使行會成員對決策由始至終地反覆檢討、質疑、修正、補充、完善。

可惜，自我感覺良好的特區政府，從來沒有檢討甚至改革行政會議的意向。大疫當前，那群向來只以權貴利益為依歸的行會精英，自然走不出繼續向商界傾斜的群體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