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別讓居家隔離確診者淪為「孤島」

「我的測試結果已經轉了陰性，但政府仍然沒有解除我的居家隔離手環，更加沒有給我答覆。現在全家六人手停口停，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給我們回應，讓我出門謀生？」肖女士2月8日確診新冠肺炎後，一直沒能打通醫院管理局特設熱線，只好與家人擠住在兩百多呎的家中，隨後丈夫、三個兒子及家婆相繼感染。十多天過去了，肖女士2月24日對《香港01》記者說，政府只分別在17號、24號派過測試包，此外沒有提供任何支援。她只能自行解決一切生活問題，相當困惑、無助。

第五波疫情自1月23日全面爆發至今，累計已有近14萬人確診，在公共醫療資源嚴重超出負荷的情況下，大多數確診者仍然滯留社區等待入院，肖女士便是其中一個；但由於香港家居環境狹窄、隔離條件有限，根本難以堵截空氣傳播，很多家庭都在上演「一人確診，全家染疫」的哀歌，再加上特區政府指引不清、支援不足，這些確診者就像一座座「孤島」，在焦慮、抑鬱和驚恐的情緒中，惶惶不可終日。

「從陽性轉陰性，政府好像已經遺忘了我們」

2月3日，肖女士出現發燒徵狀，本以為自己因疲勞病倒，便自行服用退燒藥，待退燒後便於2月5日外出做核酸檢測，三天後確診新冠病毒肺炎。當她知道檢測結果的那一刻，感到很害怕、心慌，隨之而來的病徵也折磨著她。

「渾身都很痛，昏昏沉沉地也站不穩，感覺有螞蟻在咬噬我的骨頭，還不停咳嗽。」她當即打電話向衛生署求助，但連續撥打一個小時都未能接通，很久之後才得到回應——衛生署表示會派專人上門接她醫院，但漫長的等待中，並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肖女士確診約三四天後，家中八個月大的小兒子腹瀉，到醫院看診時，發現孩子也確診了新冠肺炎。醫生開出止瀉藥後，便讓他們自行回家休息。及後約一個禮拜的日子裡，她和兒子都未獲送院，也沒有人跟進病情。直到2月17日那天，衛生署才派員登門，為肖女士戴上電子手環，同時派發檢測包給她的同住家人。

「我17號用檢測包發現自己已經轉為陰性，但政府既沒有接我去醫院，也沒有來拆手環。」肖女士只好繼續等待，期間申請了社會福利署的罐頭，也得到親戚朋友送些新鮮蔬菜接濟。直2月24日，衛生署再次為肖女士一家送上檢測包，除此沒有其他後續。

「不接我入院，不解除手環，不給我津貼」

肖女士原本在美容院工作，月入1.8萬元，去年產下第三個小孩後，為照顧體弱幼子辭去正職，靠打散工維持生計。丈夫本是私人司機，在春節前幾日失業，本來也想炒散維生，但如今遲遲未能拆除電子手環，全家面臨「手停口停」，每月七千元的房租也就快繳不出來。

肖女士有感自己被政府遺忘了一般，除了一家人的病情都沒有得到及時的跟進和適切的治療之外，連他們的生活也無法得到基本的保障。社會福利署曾承諾會向本地確診新冠患者發放5000元的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但當肖女士向社署查詢申請時，卻得到「沒有住院便拿不到補貼」的回覆。這無疑是官僚不懂變通的笑話——如今10多萬名確診者當中，大多數人仍然滯留社區未能送院隔離，且有不少人像肖女士一樣在等待期間已由陽性轉陰性，可能已經不具入院的資格，又談何取得住院證明、從而獲得恩恤津貼？

「我到現在還戴著手環，政府既不來接我們去醫院入住，又不允許我自由出門掙錢。既然我沒有浪費政府任何資源，為什麼一定要住院才可以申請這五千塊？」肖女士越說越激動，她希望政府酌情處理處理因確診而影響生計的市民，別以僵化程序把真正有需要的他們拒之門外。

「越打電話越絕望」

古先生（化名）與兩位室友在港島合租三居室。周二（2月22日）那天，他的一位室友快速檢測兩次均為陽性，且伴隨發燒、咳嗽等徵狀。古先生無法想像將要面對什麼情況，兩天後迅速轉租一間獨居室。

「其實剛知道室友確診的消息時，我沒想那麼多，當天做了快速檢測結果也是陰性。」古先生平日有健身習慣，且與該名確診室友已有多日未直接往來，更沒有共同用餐，平日在公共空間很注重在門把手、廁所等處消毒。他原本並不擔心室友情況會威脅到自身健康，但看著傳媒報導及網上信息，他的心裡湧現出無數個問號：同住一個屋簷的室友不知何時才能康復？如自己確診政府會如何處理？倘若被送去隔離中心，須接受多長時間的治療？疫情千變萬化，政府應接不暇，有沒有可能隔離期間已經轉陰都不能離開？

古先生亦嘗試撥打「居安抗疫」熱線，但一次都沒有接通。這一系列的問號得不到一個肯定的答案，讓他感到十分無助、絕望。「我寧願自己確診，也不想室友確診後，大家面臨這個失控的局面。」多方權衡下，他打算入住隔離酒店，但連續詢問二十多家港島及尖沙咀一帶的酒店，都被拒絕，他形容「越打電話越絕望。」最終，他住進朋友的獨居室，才稍微感到安心。

心理專家：求助無門或現創傷後遺症徵狀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梁重皿告訴《香港01》記者，普通人的期望是生病就可去醫院求診，但如今由於資源緊張，市民的期望得不到滿足，亦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去醫院、何時能去，這些「未知」都容易引發焦慮、擔心等情緒反應。另外，居家隔離期間，患者或因擔心承受工作單位或鄰居歧視的異樣目光，也會感到壓力。

梁重皿表示，如市民向政府求助無門則會產生「無助感」，倘若不停嘗試求助都得不到回應，便更容易陷入惡性循環，沉浸在焦慮、抑鬱、孤立和驚恐的情緒中，可能出現創傷後遺症徵狀；即使是未感染的普通市民，也會感到焦慮，擔心這種未知情況落到自己頭上、擔心所居住大廈被突然圍封強檢、擔心因部分貨車司機隔離影響蔬菜供應，不由自主地大量囤購非必需用品，或過量購買生活用品，造成「恐慌性購買」。

她指出，「恐慌性購買」行為可令市民增加安全感和控制感，更有信心來應付疫情。然而，真正令市民產生持續信心的，還是政府給予市民全面的保障、發布具前瞻而貼地的指引。如政府仍然見步行步，忽略市民訴求，無論囤購再多物品，也很難找回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