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清零|香港防疫應像上海一樣出色 非變西安般的「反面教材」

撰文:黃雲娜 戴小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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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兩年,不同地區的政府治理水平和市民文化特徵,都充分顯現在疫情防控這份「考卷」之上。香港現正經歷第五波疫情,此前無疑都是在「肥佬」中不斷「重考」,最近好不容易有些長進,終於願意借鑑內地「動態清零」策略,但執行起來總是差強人意——例如上周六(1月22日)向葵涌邨映葵樓發出禁足令時竟然無法安排晚餐,多少令人聯想起一個多月前「西安封城」缺糧缺菜的荒謬;又如近日多個社區中心出現大排長龍等待檢測的情況,不少市民一等就六個小時,又令人聯想起西安全民檢測時混亂。反觀同樣是開放型經濟的上海,政府始終保持憂患意識,市民既強調個人權利也遵從專家意見,至日前(1月24日)累計只有3,679宗本土確診及境外輸入病例,被譽為疫情中唯一的超一流城市。香港作為高度現代化城市,疫情防控理應展現出上海的水平,而不是變成「反面教材」般的西安。

第五波疫情爆發,多個屋邨需要進行強制檢測,不少檢測中心門外大排長龍。(余俊亮攝)

香港強檢安排屢屢甩轆

隨着第五波疫情的爆發,特區政府終於借鑑內地「動態清零」的防疫策略——即在嚴防外地輸入的同時,亦會致力阻止社區爆發,一旦發現零星個案時就會圍封檢測、盡量撲殺。目前已有多個屋邨需要進行強制檢測,「香港新方向」立法會新界北議員張欣宇昨日(1月26日)在Facebook專頁提到,有粉嶺區議員和街坊反映有檢測中心需要輪候六個小時才能進行,而他昨早親臨現場考察,眼見不少長者和家長早於7時已經在場輪候,但直到11時多「仍然連門口都未能見到」,不禁感慨「看到漫漫長龍中抱着小朋友的家長,看到一大批公公婆婆,令人於心何忍!」張欣宇旋即要求政府官員儘快調配資源增加檢測能力,以免市民在焦慮中乾等,也不致令採樣人員做到筋疲力盡。

事實上,香港並非首次出現大規模屋邨檢測,但當局似乎未能汲取經驗教訓,每次都導致民怨沸騰。最近最為人詬病的,當數出現社區爆發的葵涌邨逸葵樓和映葵樓圍封強檢,因為政府在物資配送、資訊發放、協作溝通等多項安排上出現混亂。例如上周六(1月22日)向葵涌邨映葵樓發出禁足令時,竟然以準備不足為由拒絕安排晚餐;民建聯立法會新界西南議員陳恒鑌則指出,曾接獲逾千名居民查詢及求助,包括有確診者收不到檢測呈陽性結果,樓道內垃圾堆積無人清理;另有Facebook用戶在地區專頁揭發,負責派飯人員在距離垃圾桶不足一米的範圍之內分發餐盒,而垃圾桶周圍都是垃圾。

天寒地凍,大排長龍,等待檢測;圍封禁足,缺糧缺菜,安排混亂;受檢市民叫苦連天,工作人員筋疲力竭......這些似曾相識的場景,正正出現在一個月多前的西安。

西安封城期間,民眾的生活物資配送都成問題。(新華社)

西安見步行步屢出亂子

2021年12月9日,西安突然爆發本土疫情;12月23日,當局開始採取俗稱「封城」的封閉管理以防疫情擴散;12月31日,全市累計新增1,451宗確診病例;直到今年1月5日,終於出現「拐點」。很多人都難以想像,當國家已有兩年防疫經驗和武漢封城的前車之鑑,西安作為西北第一大城市,同樣採取「動態清零」策略,表現竟然如此不濟。

「動態清零」的關鍵一步,就是進行流行性疾病調查(流調),快速追溯傳染源,再就傳染源、確診者、密接人群採取三點一線式閉環管理。然而,西安竟然「出閘脫腳」,一開始就未有做好流調,例如在政府初期通報的三條傳播鏈中,長安大學的傳播路徑一直撲朔迷離。《中國新聞周刊》曾在《拷問西安疫情,千萬人口重鎮應急表現何以如此》狠批,西安流調工作「就是一筆糊塗賬」。分析指出,問題在於流調隊伍只有300人,嚴重制約相關能力,結果既未能查清源頭,又苦了超負荷工作的流調人員。

流調差強人意,就必須依靠多次大規模核酸檢測,不料又出了不少亂子。截至1月4日,西安合共啟動七輪核酸檢測,但幾乎次次混亂不堪,很多區域出現不戴口罩又未能保持社交距離的人群聚集——既無助於篩查確診者,又大幅增加傳播風險。流調無效,檢測無用,只能靠「健康碼」作為最後一道防線,以切斷潛在確診者進入公共場所產生傳播的鏈條;可是,匪夷所思的是,半個月內西安用於顯示健康碼、電子核酸證明的「一碼通」連續兩次發生故障,而為紓緩系統負荷,政府竟建議市民非必要不要亮出健康碼。

民怨最為沸騰的,當數在「封城」之初,當局原本規定每家每兩天可以單人外出採購一次,但後來無故廢止有關規定導致很多家庭措手不及,頓時陷入缺糧缺菜的困境。據當地民眾反映,問題事源平常負責物資配送的工作人員不能出門,而政府又未能及時組織後備力量,例如調動不同轄區、街道辦、區委會等等,結果即使有物資也無人運送。

上海靜安區愚園路228號被調高為中風險地區,刷新了全國中風險地區的最小單位紀錄。(微博)

上海保持警惕精準防疫

同樣是「動態清零」,上海的表現就被譽為疫情中唯一的超一流城市,直到目前為止,當地從未進行過「全民檢測」,更加沒有採取過「封城」措施;而且截止日前(1月24日),累計全市也只有3,679宗本土確診及境外輸入病例。

2022年1月13日,上海靜安區愚園路228號的一間面積不足220平方呎的奶茶店被列入「中風險地區」——有別於全國疫情風險等級名單當中常見的小區、屋苑及大廈,這間奶茶店刷新了全國中風險地區的最小單位紀錄,堪稱上海精準防疫的縮影。鎖定奶茶店為「中風險地區」之後,當局迅速追蹤與確診者相關的300多名密切接觸者採取隔離管控,並對三萬多名周邊接觸者進行核酸檢測,所有結果均呈陰性。

「鎖定奶茶店」的精準防疫模式被廣為傳頌,因為它在盡量不影響更多人的情況下,沒有漏掉任何一個傳播渠道。事實上,上海的防疫表現早就成為全國典範,《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網曾經刊發文章《軟硬兼施!上海又交出了一份「模範作業」》,引述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總結的上海經驗:「上海做到了『廣、快、早』,即篩查要廣、反應速度要快、通過發熱哨點診室與發熱門診把疫情控制在早期,用最低成本解決最關鍵問題,讓老百姓多享安心、少受煩擾。」

上海市市長龔正上周六出席記者會時,認為關鍵在於上海始終強化憂患意識,從嚴從緊壓實常態化防控措施,尤其是當國內其他地方發生局部疫情的時候,「我們都要問自己三個問題,下一個發生疫情的會不會是上海?如果發生在上海,我們怎麼控制住?如何採取措施做到疫情盡可能不在上海發生?」

至於上海的精準策略,龔正指出有兩大要點——首先,力爭「早、準、快」,落實兩小時到達現場,四小時內完成流行病學的核心信息的調查,24小時內完成核酸檢測、區域管控、轉運隔離等;其次,做到「八早五最」,在疫情防控上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處理突發情況時早發現、早預警、早研判、早處置,且要細緻到最低層級、用最短時間、花最小成本、解決最大問題、把對城市影響降到最低。

第五波疫情源於當局為了便利航空公司的營運,甘願賭上疫情重臨的風險,而豁免機組人員進行「強制性」和「閉環式」的集中檢疫,容許他們自律在家隔離。(國泰航空圖片)

「外防輸入」滬港高下立見

有些人會反駁,諸如此類的「防疫口號」,其實特區政府也有不少。那我們不妨以如何嚴防境外輸入為例,來對比一下兩地的具體做法。

「豁免檢疫」是香港一直存在的防疫漏洞:2020年3月的第二波疫情,事源歐美爆發疫情導致當地港人紛紛回港避疫,而在未有嚴密檢疫措施的情況下,境外返港人員毫不意外地把病毒帶入社區;到2020年7月的第三波疫情,特區政府並沒有要求海外抵港人士進行集中隔離,甚至容許船員和機組人員等豁免病毒檢測、自由出入社區;至2020年11月的第四波疫情,儘管特區政府終於對海外抵港人士採取集中檢疫措施,但並沒有進行「閉環式」管理,而是容許檢疫人士親友前往探訪,結果社區傳播一發不可收拾。

事隔一年後的第五波疫情,源於當局為了便利航空公司的營運,甘願賭上疫情重臨的風險,而豁免機組人員進行「強制性」和「閉環式」的集中檢疫,容許他們自律在家隔離,結果有人違反規例外出聚餐,也有人傳染同住家人。

反觀上海,作為境外入境航班最多的內地城市,浦東機場至今仍承載了全國近三分之一的出入境航班客流,而全市總人口超過兩千萬——這對人口密度和人員流動頻率極高的上海來說,「外防輸入」的壓力並不比香港小。

每當有境外輸入,上海迅速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機制,16個區的駐點人員進駐浦東、虹橋兩大國際機場,實行嚴格口岸防控,實現「從艙門到家門」的三個閉環管理:入境人員機場專用通道閉環落實分流排查,發現發熱或者疑似癥狀的入境旅客,在十分鐘內安排120車輛轉送指定醫療機構;建立居家隔離「直通車」,形成機場駐點登記、臨時集中留驗、街道交接、社區居家隔離觀察;建立社區隔離閉環管理,嚴格落實居家隔離。按照流行病學調查要求,上海要求4個小時內確認全部密接人員,前方流調要求「1小時1報告」制度,以便於指揮部會同專家組對流調反饋信息進行綜合研判、查找關鍵信息或者疑惑點,明確線索和下一步流調方向。

隨行的機組人員亦在防疫體系之內,根據國家民航局最新《運輸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技術指南》,落地上海的航班,無論屬於客運或貨運,國際或地區、過夜或未過夜,所有的機組人員都要在入境後「執行集中隔離14天,健康監測7天」,即使是在上一目的地未曾下機的機組人員,在入境首次核酸檢測陰性後可獲豁免集中隔離,但仍需視乎實際風險進行7天至14天的社區健康監測,期間每隔1天進行1次核酸檢測。

上海防疫管控及時調整,實現「從艙門到家門」的三個閉環管理。(Getty Images)

沒有互信,哪來配合?

都說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座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否達到現代化的「大考」。從城市治理角度來說,「現代化防疫」的關鍵在於,城市管理者出於對城市發展規律的充分認識和尊重,能夠及時與市民進行平等溝通,隨時因應不同情況調整應對、滿足需求。

因為疫情斷斷續續,大多數人已經不太耐煩,如果政府政策得不到市民的諒解和配合,這場持久戰就很容易節節敗退;而如果政府要令市民保持信心和耐性,就必須要在「堅決防疫」和「保障民生」之間取得平衡,尤其要在「保障民生」上下更多功夫。

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城市,單從疫情防控來看實在令人難言滿意,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已經陷入了「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政府缺乏公信力而不被市民信任,所以政策無論好壞都會得罪人民,根本難以順利推行。

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由於市民對特區政府缺乏信任,市民排隊買口罩和爭相買日用品的畫面頻繁出現。到5月,港府免費派發「銅芯抗疫口罩」,要求市民登記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電話號碼和家庭住址,故被質疑有目的索取個人資料。在9月,「國家隊」南下支援,當局展開全民自願檢測,又有陰謀論指當局藉此收集基因,結果花了5.3億元,只有不到兩百萬人參與,僅找出42宗確診個案。至11月,港府推出「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以便市民記載行蹤從而識別有否感染風險,但旋即又被批評「侵犯私隱」而遭到一定規模的抵制。去年2月,當局展開疫苗接種計劃,毫不意外地被質疑「未有足夠臨床試驗,捉市民做白老鼠」云云,令接種率直到近日才達八成最低目標。

可以說,當政府和市民缺乏尊重和互信,人和病毒的矛盾也就變成了人和人之間的矛盾,所以抗疫之路難免「走走停停」,治理成效也就「事倍功半」——明明有着媲美「上海」的資源,卻做成了「西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