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虐兒｜「童樂居」驚變「虐童居」——為何親愛的總是最傷害的

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幼童留宿院所「童樂居」去年12月底爆出多名員工虐待近30名兒童醜聞，警方成立專案小組檢查共4.6萬小時閉路電視畫面，至今已拘捕16名涉案人員，全部控以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近年來接連發生多宗震驚社會的嚴重虐兒事件，當悲劇一再發生，社會不能毫無反省，離兒童最近、接觸最多、最應該護兒的照顧者，往往成為摧殘兒童的施虐者，我們的社會究竟出現什麼問題？若要構建完善的保護兒童安全網，究竟存在什麼樣的缺陷？

無強制舉報機制
虐兒長期未被揭發

去年底，童樂居院長收到院所附近居民舉報，懷疑有員工虐待兒童。12月22日，院長通報社會福利署（社署）並報案，警方查證並拘捕三名懷疑涉案職員，隨後展開深入調查，並拘捕更多人。

經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發現，累計有26名兒童被虐待，年齡介乎一歲半至三歲，從去年11月中旬開始，便懷疑有職員用殘忍手法虐待幼兒，包括大力掌摑、粗暴拍打頸部、將幼童從膝蓋位置砸在地上、抓住幼童身體再拋向牆壁等。

社會對事件震驚不已，因為香港保護兒童會是以保護兒童福祉為依歸的非牟利機構，而且長期受特區政府資助，但是2020/21年度，便獲社署資助逾8800萬元。該會轄下有29個服務單位，童樂居便是其中之一。

香港保護兒童會每年獲近億元公帑資助營運，卻沒能好好保護兒童，甚至長期未有察覺如此嚴重的虐兒事件，意味著內部監管及政府巡查均出了不少問題。

香港救助兒童會總幹事司徒恩認為，受助機構全體職員都應有警覺性，一旦發現懷疑虐兒事件都要及時通報，什麼情況需要舉報、怎樣舉報、向誰舉報都很重要。

然而，司徒恩指出，目前社會普遍缺乏及時通報懷疑虐兒個案的意識，不少人擔心舉報後會對學校或機構造成不良影響，形成不鼓勵舉報的氛圍，不利於及時察覺並制止虐兒事件發生。

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底在《施政報告》承諾盡快通過強制舉報虐兒機制，此前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委）發表報告書，建議在《傷害人身罪條例》當中增設「沒有保護罪」，以加強對16歲以下兒童或16歲以上易受傷害的人——包括長者和殘疾人士的保護。

該罪涵蓋與事主同住成員、與事主有頻密接觸，以及對事主有照顧責任的人——包括父母、監護人及承擔事主照顧責任的機構，如沒採取合理步驟防止或制止虐待可負上刑責；如事主受嚴重傷害，最高可監禁十五年；如事主死亡，最高可判監二十年。

法改委的報告書出爐後，上一屆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曾跟進討論有關建議，當時政府跨政策局工作小組建議，強制舉報機制不應涵蓋社區保母、寄養家長、補習老師等。

乍看之下，「沒有保護罪」刑責嚴重、具一定阻嚇性，但仍存在問題。第一，立法工作要到2023年中才會正式提交立法會審議立法，期間難保不會發生駭人聽聞的案件；第二，許多案例都在家庭內部發生，若想及早舉報，家長尤其是需要重點關注的人士。

我們不能再不聞不問——為何傷害兒童最多的往往是最親近他們的人？

原因之一是，華人社會的家長有根深蒂固的「不打不成材」等觀念，將體罰孩子看作是習以為常的事，而體罰與虐待的邊界較模糊，稍不注意便會升級為暴力甚至虐待。

原因之二在於，社會整體環境及氛圍偏消極，家長「自我照顧」不足就會影響兒童。去年1月，香港心理衞生會公布2020年年中就本港市民抑鬱狀況進行的調查結果，發現港人的抑鬱指數再創新高，平均分上升至6.07分，受訪者表示壓力主要源於政治社會環境和疫情，分別多於六成。

建立「守護兒童」信念　
從禁止體罰開始

虐兒問題不容忽視，但從一些數據上看，特區政府並不算十分重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當局究竟調撥了多少資源去處理？根據社署網站，2020-21年度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11隊工作人員共處理7,002宗個案，但《香港01》在2018年翻查數據發現整個部門只有168名社工，並且還要處理虐待配偶或同居情侶、兒童管養權爭議等個案，即每名每年肩負44宗個案，實在力不從心。

政府資源分配存在問題，必然影響福利服務質素，莫說要從速處理舉報個案，連防範工作也毫不積極。信念決定思維，思維決定行動——我們不得不去質問，到底特區政府秉持的是怎樣的守護兒童信念，才會如此輕視防虐政策，才會遲遲不願從立法禁止體罰著手，全面杜絕兒童受到傷害？

香港救助兒童會去年底公佈一項最新調查顯示，42%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曾目睹兒童被照顧著體罰或辱罵；逾八成受訪者認為父母若不懲罰孩子，孩子會被寵壞，而42%受訪者認為父母有權決定應否打孩子。可見，身體及語言暴力仍是香港社會常見的管教兒童方式。然而，目前已有不少科學研究表明體罰無助於教育，全球已有62個國家全面立法禁止體罰，香港不僅未立法禁體罰，也沒有就體罰釐定統一標準。

英國當局的「守護兒童」政策全方位地針對學校、志願團體等機構，制定完善的框架。政策中對於如何對待兒童，有詳盡的規範與描述，包括前期干預、如何防止老師或醫生等受信任人士虐待兒童、處理虐待指控、如何與兒童進行棘手的談話等，不僅保護兒童免受虐待，也盡量防止對兒童產生心靈傷害。此外，英國會為兒童配備導師，並且有清晰的措施指引，當兒童表示正在遭受虐待時應如何處理。

相比之下，儘管香港有不少機構均配備「守護兒童」政策、約章或諮詢服務，但政府並沒有出台具備法律效力的政策。一方面，社會上一直有聲音倡議建立兒童中央資料庫，但政府多年來沒有採納，在缺乏統一而清晰的統計數據前提下，難以針對本港兒童需求量身定制社會福利政策；另一方面，從教職人員、社工、再到社署工作人員，各方缺乏行之有效的統籌、規劃與協調，即便有保護兒童的意識，也很難落實到每一個細節中。

不難想像，即便強制舉報虐兒機制在短期內落實，但特區政府對於保護兒童的意識、政策、法例，仍有許多改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