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車之死——斥資逾4000萬元無奈退場　政府應該吸取什麼教訓？

去年平安夜前夕（12月23日），特區政府向累計斥資逾4000萬元的美食車先導計劃的參與商戶發放了一枚「聖誕炸彈」——計劃因「業務發展並不理想」，決定延續至明年中便結束。儘管現時只有大約四架美食車繼續經營，但有商戶指在西九文化區營業令他們生意大增，故對政府突然「剎停」計劃感不滿。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015/16財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美食車概念，聲稱將香港品牌行銷方面由「產品導向」轉為「旅遊體驗導向」，讓旅客可從美食車體驗香港「中西薈萃」的特色。不過，這種刻意的文化塑造至今仍然未能為香港旅遊業帶來大量商機，反倒面臨「死機」。

曾俊華於2015至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香港有不少地方適合設立露天食肆，讓旅客一邊享受美食，一邊欣賞香港景色」，故此研究將外地流行的美食車引入香港，而引入美食車的「靈感」則源自於曾俊華曾觀看過的一齣2014年上映的電影《滋味旅程》（Chef）。電影講述一位大廚因餐廳老闆一直要求他烹煮一成不變的「經典料理」，被食評家批評下憤然辭職，繼而選擇經營美食車，並遊遍美國各地向市民提供便宜且正宗的古巴菜色。不過，港府似乎只挪用了電影當中美食車的美好願景，卻沒有借鑑其文化、理念及做法，結果淪為「只有空穀，沒有靈魂」的計劃。

流動小販文化早被政府抹殺

美食車先導計劃失敗的首要原因在於，美食車從來不是由香港的在地文化演變而成，所以旅客也難以從美食車中感受到香港本土文化。美食車本起源於美國，1800年代一名牧場主為趕牛人製造了伙食車（chuck wagon），讓趕牛人可在長途旅程當中有數餐溫飽，伙食車後來亦被重製用作協助美軍行軍。另一起源是1600年代的手推車，當時有一班荷蘭移民來到美國紐約市，並以此手推車販售食品維生，提供價格便宜的午餐予勞工階層。

有了歷史基礎，美國人於1960年代開始流行以美食車販售雪糕等冰凍食品，其後於1974年，一名美食車小販將販售的食品由雪糕改為墨西哥捲餅，開啟了美食車的新時代。可以說，美食車在美國流行的原因，是因為這項文化經過源遠流長的歷史演變而成，並非像香港般「空降」概念，並將其包裝成本地文化再向旅客推銷。

無可否認，就販售流動食品而言，香港也有類似文化——流動小販。港英政府於1873年開始施行小販發牌制度，容許持牌人在制定地點範圍內販賣，開啟了流動小販的全盛時期，不少流動小販會向基層市民提供價格十分便宜的食物，例如魚蛋、腸粉等。但是，到了1993年，市政局以「街頭擺賣造成嚴重的環境滋擾和環境衛生問題」為由，提出強制性取消流動小販牌照的政策，儘管後來並沒有切實執行，但仍然採取以自然流失方式逐步取締流動小販牌照，包括限制現有牌照的轉讓和繼承。

往後七年內，即直到2001年，共有2844名持有人交回牌照，其時全港剩下1129名流動小販。不過，當局仍然不滿流動小販造成的問題，故自2002年起推出「自願交回牌照計劃」，以特惠金或轉型為固定攤位小販等措施提高誘因。至2008年，流動小販牌照已經進一步減少至546個。後來，社會開始重視小販傳統特色，特區政府檢討有關政策過後，同意重新簽發流動小販牌照；可惜，傳統始終不敵時代洪流，截至2020年12月底，全港只有348個流動小販牌照。也就是說，小販文化早已式微。

流動性低且成本高昂有排捱

除了美食車的歷史脈絡外，外界一直批評美食車先導計劃的安排不當，流動性極低，只可在指定地點擺賣，可見政府政策有多僵化。

如果政府的靈感來自於《滋味旅程》，理應不會忽略美食車是一種流動性極高且成本較低的創業方式。電影中，大廚只用到一輛極為破舊的貨車，再將其加以改裝成一輛運作良好的美食車，也可周遊美國，擺放在城市的各處。然而，港府抑制了美食車的流動性之餘，更將這一班年輕創業人士的成本提高。

曾經有參與美食車計劃的檔主指出，外國對於美食車改裝的寬鬆度極高，美國可容許檔主使用百年以上的老爺車，台灣也可使用舊式的福士車（Fords），再按檔主的需要改裝；香港的美食車規範較多，要根據運輸署條例使用歐盟四及五期的車輛，變相香港營運美食車的成本遠比其他國家高。

由於成本較高，所換來的是食物的價格需要提高，方才勉強補貼成本。香港美食車於2017年2月正式開業，以首輪參與者天誠冰室的食物價格而言，一個菠蘿包本在餐廳賣4元港幣一個，但在美食車賣卻是20元港幣一個，足足漲價4倍。當時曾俊華亦曾反映市民意見指出食物定價太貴，期望可更平民化；時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則以剛開業兩天的人流作為解釋，認為價錢和食物對市民或旅客都有吸引力。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當美食車短暫的熱潮完結後，這種昂貴的「平民食物」對市民亦再沒有吸引力。如果政府推行計劃時進行更多研究，讓檔主在擺放位置或改裝車輛上有更大的自由度，情況或許未會似現時般「慘淡」。

盲目挪用概念無助文化塑造

不過，歸根究底，美食車失敗死因源自政府對於文化過於刻意的塑造、缺乏遠見所致。政府經常刻意地將某些旅遊措施打造成專為外來旅客提供，甚至以這種思維推行「本地遊」，才會不少旅遊措施「步向」失敗。

美食車先導計劃只是其中一例，被政府刻意塑造的旅遊項目還有旺角「女人街」（通菜街）、中環「元創坊」（PMQ），商戶在香港旅遊業因疫情「停擺」後受重創，只因他們長久以來的目標客戶均非本地人，而政府亦甚少提供支援，任由商戶「自生自滅」。

新冠疫情後，政府希望重新推動旅遊業，所以加強推行「本地遊」計劃，但他們依然保持舊有做法，將本地遊地點定在深水埗、油麻地等「陳腔濫調」的本地文化熱點，更以高昂的價格「吸引」本地人參與，結果與美食車如出一轍，參與者人數凋零。

突如其來的疫情的確為香港旅遊業帶來巨大的衝擊，亦非政府可預計的，但對政府而言也是一種「警示」——文化不能被刻意塑造，是由市民及地方的歷史自然生成的，當中少不了政府的推波助瀾、提供生長土壤，而非僵硬地假設諸多限制。另一方面，當政府推出新興旅遊項目時，理應提供更大自由度，讓項目有更多試驗空間，才能逐漸找到最適合本地人和外地旅客的香港模式。

美食車確實並非香港「土生土長」的文化，但不代表無法融合香港成為新式飲食文化。政策能否成功往往只在一念之間，政府當然可以將它視之為「棄子」，但也可以換個政策思維，把它「救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