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區重建「士紳化」的掙扎：在消失中傳承

時代更迭，城市老化的問題愈發嚴重，市區更新漸漸變成一種不可逆的趨勢，隨之而來的「士紳化」也無處不在。市區重建局所構建舊區重建的「美夢」，對當區居民而言，更像是一場無奈的「惡夢」。以往所熟悉的家園，轉眼被豪宅高樓包圍，老店租戶因重建後租金翻倍而被逼遷，諸如此類的例子在香港比比皆是，在地文化卻在慢慢消逝。

西方士紳化由下而上形成

香港土地房屋供應緊絀，除了開發土地建屋外，舊區重建亦是政府用作增加房屋供應的方法之一。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港英政府尚未大舉興建公共房屋，除寮屋居民外，大部份華人均居於港島及九龍的舊唐樓；數十年過去，這兩區也率先成為特區政府清拆重建的對象。「重建」本來有利提升市民生活質素，但香港的重建項目經常將舊區重建成高級住宅區，抬高該區樓價及物價，造成「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現象，令原居民因難以負擔該區的生活成本而無法遷回。

「士紳化」現象最早源自西方，於1964年由英國社會學家Ruth Glass提出，以形容當時倫敦某些原是勞動階層居住的地區被中產階層「入侵」。美國則在四年後即1969年出現這個詞彙，但語意和內涵完全有別於英國——當時白人Everett Ortner在美國布魯克林（Brooklyn）創立赤色砂石住宅復興委員會（Brown Stone Revival Committee），他以提倡保留這種建築特色為由，說服中產和上流階層的白人搬到該地，他的文章甚至形容「士紳化不是種族滅絕，而是創世紀」，後來布魯克林則成為一個因士紳化而聞名的地方。

直至1979年，美國麻省理工都市研究教授Phillip Clay提出士紳化的四個進程。士紳化的第一階段，由一些沒有政府或機構撐腰的平民藝術家搬到貧窮社區開始，他們會整修房屋，而漸漸地，會有更多人慕名遷入。第二階段，這個社區出現明顯變化，愈來愈多人購買當區房地產，有的想塑造社區文化，有人是小型投資者；傳媒也爭相報道該區新聞，空置率逐漸下降，但一些基層卻因租金上升而被逼遷。第三階段，中產階層開始在社區取得決策性的地位，例如主導社區組織委員，並向外宣揚是中產「移居聖地」；銀行也會向該區借出更多貸款，整修房屋的由普通人變成開發商，警察及保全措施亦隨之增加，舊居民與新居民之間開始發生衝突。最後一個階段，社區完全士紳化，並愈來愈富有——居民會由第一階段所遷入的藝術家，變成上流精英，空屋會被改建成昂貴住宅，正式成為一個無法容納基層的社區。

從Phillip Clay的理論可以看出，傳統的士紳化並非一朝一夕的事，由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也需要一段長時間，並且是一種「由下至上」的方式作轉變。不過，即使「士紳化」看似自然發生，也不代表政府或商界沒有參與其中，甚至起了主導作用——以上述布魯克林事件為例，在1974年，為招徠更多中層或上流人士遷入該區，Everett Ortner曾經舉辦「重回城市大會」，而大會獲得當時紐約發展委員會及布魯克林聯合媒氣公司的大力贊助。

香港士紳化由上而下推行

香港同樣存在「士紳化」，但有別於西方的「由下至上」的演變，香港更似是「由上而下」地推行，而市建局和發展商則經常被指摘為舊區士紳化的元兇。例如，2010年灣仔利東街正式封閉動工重建，由滿街舊唐樓及小店的街道變成豪宅及名牌店。舊利東街的地舖全是印刷囍帖的小店，所以利東街原本亦俗稱「囍帖街」；時至今日，有不少人仍然改不了口地將利東街稱作「囍帖街」，但事實上它已經再沒有囍帖，只有地面一堆名牌商店。又例如今年6月屯馬綫全線開通，宋皇臺站壓中俗稱「小泰國」的九龍城，連同啟德道/沙浦道重建項目，當區的舖面租金亦相繼提升；據《香港01》早前所報道，當區的泰人組織稱五年前九龍城共有100間泰國店舖，如今已有30間相關店舖撤離九龍城，「小泰國」恐怕會被瓦解。

當然，香港不是沒有「由下至上」的例子，但同樣不如人意。深水埗是香港其中一個最老舊的地方，可說是香港的「貧窮區」，但近年區內的大南街出現多間咖啡店、藝廊、唱片行等特色商店，一杯普通咖啡也要幾十元，與同區基層市民「格格不入」。這個現象引起傳媒廣泛報道，坊間亦擔心「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深水埗是新的布魯克林）。

可以說，無論是「由下至上」還是「由上而下」，士紳化都對香港社區影響甚廣，不但導致基層無處容身，亦漸漸失去獨特在地文化。然而，士紳化真的是開啟新時代的必經過程嗎？

坊間普遍擔心士紳化破壞社區文化，害怕別具特色的社區會淪為一個個「只有磚頭，沒有靈魂」的街區。不過，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副教授李佩然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醒，在判斷士紳化會否破壞社區文化之前，應先了解什麼是「社區文化」，而該文化往往不能以片面之詞簡單解釋：「我認同每區都有特定文化，但如果『文化』這個字形容得過於籠統，或者我們的思考模式過於generic（通用的），其實未必切合不同地區及群體的需要。」

李佩然解釋，文化的匯聚不是一個刻意形成的群體，而是有一些人在某個地方找到一個生活的空間，然後慢慢在當區形成一種獨有的特色。以九龍城的「小泰國」作例子，李佩然表示，泰國人移居香港的歷史悠長，少數族裔通常會選擇與同鄉聚居，他們的物質文化便會隨着這一批流徙的族群而被帶入社區，久而久之，他們便會在該地方擴展他們的生活空間，而這是人口高度流動的一種現象，「Raymond Williams（英國文化研究學者）說的，Cultural is ordinary（文化是通俗的），文化源於生活，為什麼我們不能從生活去觀察文化，而是要從一個『假大空』的文化定義，將其凌駕在生活之上？」

士紳化壓縮社區經濟空間

總括而言，一個社區的文化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它沒有辦法被量化，亦不能以言語說清。那麼，以居民生活的角度，與其說「士紳化導致社區文化的失去」，應該說士紳化在某程度上切斷了當區原本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導致當區的生活面貌被改變，令本來由前人所建立的社區文化、一種值得被人憶記的生活面貌、基層市民需要的生活空間，被新的文化沖洗過去，最直接影響到的是小商戶的生存空間，而這種生存空間被稱為「社區經濟」。

根據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祟銘其中一本主編著作《墟冚城市：在地自主經濟與良心消費》，社區經濟（或稱為社會經濟）是指一些在主流市場以外的另類經濟實踐，其目標在於重建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社會關係。社區經濟算是一種社會運動，用作對主流經濟壟斷的反抗運動，爭取保留基層市民的城市生活空間，例如街市、墟市、小店等，它容許一些以低於主流市場價格出售貨品的商戶存在。這些商戶能夠成為維繫該區街坊關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往每年4月都會有泰國人組織在九龍城舉辦泰國潑水節，籌辦過程也有不少當區商戶參與，不論是泰國商戶還是華人商戶，都會協助提供食物或資金，令活動順利進行。可以說，社區經濟對於連繫當區居民以至地區文化的演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鄒祟銘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社區經濟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可以跨階層的城市空間，兼容更多的弱勢社群，令社區更開放及多元。他解釋，現時有兩種「社區經濟」，第一種是在旺角、油麻地、深水埗一帶的傳統墟市、排檔及地攤，這種經濟體參與的門檻頗低，例如天光墟是容許小販售賣廉價的衣服、廚具用品等，是當區基層市民可負擔的；第二種是九龍城、土瓜灣、紅磡一帶的商舖及小商場，這種社區經濟則可容許更多不同類型的行業或不同檔次的中小企存在，例如新蒲崗廣場會有一些賣花的店舖，也會有些補習或賣零食的店舖。

這些社區經濟體會漸漸形成獨特文化，而不同地方的人都會為這文化而聚集，例如當有人想購買價錢較便宜的電子產品，會想到深水埗的鴨寮街。鄒祟銘說：「文化是一層層累積下來，文化不是主題公園，而是不同年代的人留下的足迹或活動的記憶，而慢慢地形成的。」

但士紳化的出現，除了導致舖租攀升，樓宇設計也受到不少影響。「基本上就是將那些舊樓全部鏟走，很大程度會興建一些沒有街道的新樓。沒有街道的意思是，這些樓宇的底層是沒有舖位的，盡可能沒有任何商業活動。九龍城暫時未發現這個情況，土瓜灣則局部發生了，但街道還在。」鄒祟銘指出，市建局經常會以「新城市主義」的概念進行規劃，即着重於綠化環境、行人友善，例如西營盤有些重建項目，地面被改建成公園，平台層也會是一個可讓非居民行走的綠化通道，「這是『掛羊頭賣狗肉』，假裝街道整潔，行人能走得舒服，但與鄰近街道根本格格不入，不是與舊區相似的街道。」

在地文化並不必然失去

他續指，上世紀五十年代是香港發展工業化的時期，當時有不少地方都改建成工廠大廈，而這些工廠大廈是當時主流經濟的代表；儘管工廠大廈與社區經濟的城市規劃不太脗合，但當時兩者能夠互相兼容。那麼，現在的城市規劃能否像從前一樣，可以容納不同形式的經濟？鄒祟銘不太樂觀：「可惜，九十年代打後的第三代新市鎮已無法容納這種兼容性大的規劃出現。」

鄒祟銘認為社區經濟是由「草根活力」所產生的，「廟街、囍帖街、有很多廚具店的油麻地上海街一帶、有很多嫁娶用品店的街市等，它們蘊含不同的文化，全都是草根自發地出現，而非特意興建一個文創基地去做的。」不過，現時的市區更新往往令舊區高檔化，令小商戶無法在當區生存，這些商戶消失的時候，它們所維繫的關係也會隨之而改變，一直累積下來的文化價值亦會被瓦解，囍帖街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因為香港不會再有另一條囍帖街，而這條街道的文化亦會失去。

社區發展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少不免會有士紳化的情況出現，因為市區更新所伴隨的是土地價值的提升，必定會有小店無法抵受攀升的地租而被迫離開當區，小店為社區帶來的文化亦無奈地會被消失。

「有人口的流動，便會有人口的離散，我們不能要求一切都一成不變，雖然有很多寶貴的事物會隨着社區發展而變質或消失，但有可能有一些（改變）是值得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消失之前做些什麼？」李佩然認為，人口離散是必然，但依然可以進行保育，例如灣仔藍屋建築群及附近街道，是一些非牟利機構主動與居民組織，盡量保留一些地區特色，「無論什麼事物都會消失的，但在消失以前，我們可否做一些事去保留這些記憶，或者在傳承方面可否跨越地域的限制，或者是地區的限制？」

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建築保育學部助理教授余家聲以灣仔「囍帖街」及藍屋建築群作解釋，藍屋建築群經歷過士紳化的洗禮，有較多新遷入的居民，但其社區還是保持着「老樣子」，因為該街區士紳化的速度較慢，所以還有很多舊店舖能被保留下來。

「如果我現時要到灣仔買新產品，我會到利東街（囍帖街）；如果我要買比較傳統、有特色的產品，我便會到藍屋那邊的街道。士紳化有時是基於大環境的轉變，不能夠將那個地方分成一格一格，當利東街完全變成一個新事物時，是否就代表沒有特色、完全沒有意義？不是的，其實它是肩負着一些我們不想發生在舊社區的事情。」余家聲說。

如何在消失中傳承？

可以說，正正因為「囍帖街」的「犧牲」，方才令藍屋建築群附近的街道得以保留原先的風貌。寶貴事物的失去，能換來另一個寶貴事物不被士紳化沖洗過去，也可算是值得。

不過，「一物換一物」的方式不算是保育，政府或社會可以做得更多，讓這些文化能被後人憶記或傳承。雖然士紳化是無可避免，但政府事實上可以將它的速度拖慢，余家聲表示，利東街的重建項目是100%的轉變，而相比之下，深水埗大南街則會是30%的轉變。其實，利東街曾經有機會可以保留當地的社區經濟，當區居民在街道被重建前曾組成「H15關注組」，向市建局提出「啞鈴方案」，保留利東街中段唐樓，只在街頭街尾興建住宅大廈，然後讓原區業權擁有者分階段遷回。但是，城規會否決了這個民間方案，而市建局後來亦向城規會提交了相似的方案，卻不包含「樓換樓，舖換舖」的原則，所以重建後，因舖租及樓價太昂貴的原因，該條街道的舊居民沒能留下，令「囍帖街」的特色消失。

「社區的構建，很大程度是由該地方居民所得到的服務，包括政府、非牟利機構以及店舖所提供的。我們經常說『老字號』，這些『老字號』其實會令人不止一次到訪該地區。」余家聲指出，這些元素能夠貢獻於社區的構建，如果市建局或參與重建項目的持份者能夠維持這個元素，事實上可以協助該區順利過渡重建的時間。當居民在街區重建的時期還可以使用到他們的服務，社區不會瓦解得太快，而舊店舖也慢慢地可以融入在新發展之中，或許能構建一個更獨特的街道文化。另外，市建局以往有一些政策能協助特色商戶在重建後重返該區營業，例如2007年市建局有一個專為旺角洗衣街重建項目而設的地區特色「體育用品店」安排，用作保留當區特色。余家聲表示，這個計劃能夠協助保育街區，但市建局在界定特色店舖方面需要下點功夫，例如要考慮該店舖的運作年期、資助的年數等，必須進行一個詳細的計劃；市建局亦可以考慮在重建時將一個舖面劏成兩個，讓兩間小店合租一間舖位，減輕他們的租金負擔。

其實，保留社區文化最終的目標是達至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而保持城市的多元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元素。余家聲認為：「所謂保育文化，並非墨守成規地將所有舊事物留下，而是讓這些舊事物在新的發展下依然能夠貢獻我們的文化生活。」

不過，關鍵還是在於特區政府的取態。市區更新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假如所有重建項目的地方都受士紳化影響，居民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空間，豈不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