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香港文化沙漠」困局　胡恩威：歐洲中心主義者主導不倫不類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設立代表香港文化軟實力的重塑？在不同持份者的爭論中，香港文化的未來走向總被一些不只屬於文化領域的權衡和計算影響著，但仍然有人能夠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實事求是地解碼香港被標籤為「文化沙漠」的發展困局——資深文化人、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胡恩威就是這樣。

「盲目國際化」將本地特色文化趕盡殺絕

閃爍的霓虹燈曾經點亮香港「東方之珠」的繁華盛景，每一塊街頭招牌，都蘊藏著城市的獨特文化。而當時代變遷，香港被推搡著擠入現代化包圍圈，試圖得到西方市場認可，實現所謂的「國際化」，霓虹燈逐漸退出大廠成為手工師傅的獨家技藝，許多老傳統接連消失，香港也扔掉了最應該珍而視之的東西：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內核。

「霓虹燈招牌師傅收不到徒弟，因為學校覺得他們不夠高級，慢慢這些技藝就失傳咯。」胡恩威調侃道，「（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請專家要看學歷，看排名，看知名度」，結果現在就像走進一個死胡同，本土文化逐漸被磨滅，「全部是外國人主導和控制，甚至乎是清洗香港文化。」這也難怪有很多年輕人沒有家國歸屬感，因為「本地文化特色都消解了，年輕人對中國文化的本質一無所知。」

對於本地手工文化的傳承，胡恩威對比了其他國家的做法，例如日本。「日本對於手工藝人是專門有一套傳承計劃的。」胡恩威說，「日本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是連學位都沒有的，但是因為他卓越的建築表現，東京大學一樣會請他作教授」；相比之下，香港的整個重心都一邊倒向西方人，所有主要資源都是由洋人主導、或是政務官透過洋人主導，而並不以香港人、香港本地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士主導。

胡恩威慨嘆：「很多特色都是這樣失傳的，整個社會不重視本土創意人，不管是藝術家還是技術工都被邊緣化，是社會將他們趕盡殺絕。」正如「西九文化區」的建立，本應推動香港文化的大步前進，但實際上並沒有在很大程度上開闊香港文化視野，例如「M+ 本來功能是帶動社會認識香港文藝帶動活化文藝生態，現在變成一個西方文化主導的離地文化俱樂部。」

「讓一個完全不認識香港文化的歐洲中心主義者來主導，做出來就是不倫不類的樣子。」用胡恩威的話來說，「這本身就是一種洋奴思想」，沒有看清文化問題的本質，推行政策也不思考怎樣建立文化認同、重拾文化自信，而是寄希望於舉辦國際活動、尋求國際排名，「一味學西方，沒有傳承中國的傳統優秀文化，有一天香港的本地文化特色就會全部消失。」

人才、空間、法例、政策缺一不可

人才、空間、政策、法例，是胡恩威對「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未來發展定位的關鍵詞。他強調，「文化是從人開始的，技藝也是人傳人的，要發展文化，需要先發展人。」

可是，香港這些年文化政策發展的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搞活動」上面。胡恩威抱怨，若想真正要提高香港文化軟實力，最先需要解決的是基礎文化藝術教育問題，從而培養文藝人才，「並不是花大錢辦活動就是發展文化，西九龍文化區也不應該成為翻版的西方文化基地，香港應該重建中國傳統文化系統，發展香港特色。」

所謂「教」，《說文解字》的解釋是「上所施，下所效」，意思是上面怎樣做、下面就怎樣效仿，可見文化發展需要良好有效的教育途徑。但香港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只將大量資源投放在大學教育當中，「但課程內容又空泛沒什麼系統」，而基礎教育幾乎成為藝術發展的盲區。

除了「人才」之外，「空間」是另一大關鍵詞，因為無論文化如何發展，都不能脫離現實空間而獨立存在，所以「硬件要配套，政府需要增加空間，做好最基本的教育和城市規劃的模式。」胡恩威強調，好的文化政策和充足的空間資源是相輔相成的一體兩面，「視覺藝術需要畫室，表演藝術需要排練室」，可是香港藝術工作者既卻沒有工作室空間，也找不到展演空間，只有「即食式」的短期租用場地。

胡恩威認為，問題癥結在於特區政府完全沒有專業模式的場地政策，結果導致民間藝術團體的發展空間不斷被高昂的場地租金蠶食。他建議，康文署完全可以重組地區公園變成藝術練習和創作的地方，藝術發展局也可以組織地產商做商場規劃建設，設立獨立藝術空間，讓藝術家進駐商場。

當文藝創作有了空間，隨之就要面對資源分配的問題，「法律法規就需要跟上。」胡恩威指出，立法是最有效的也最缺少的部分，「例如台灣有文創產業法，細化到設立文化場地法，鼓勵私人創辦博物館、圖書館等，再推出相關優惠政策，諸如此類都很值得香港學習。」

反觀香港文化政策，由於沒有足夠法例保駕護航，不時因為無法釐清不同分管部門責任而互相推搪的「不作為」。胡恩威相信，當有了法例的保障和指引，「大家依法辦事，便可以更有效更有系統，不會再像目前一樣只會搞活動。」

胡恩威最後寄語特區政府發展文化之前應該反思文化的本質和意義，「要有正常的規劃政策，（否則）香港的底氣被政府無章法的政策消滅掉。當文化自信都沒有，自然出現一系列問題。香港就會變成一個好普通的西方城市，不是普通的中國城市，是普通的西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