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學者能否轉職「政客」？

不管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擁有較高教育水平、享受着學術自由的學者面對社會動盪，都不應該繼續埋首於象牙塔，更不可以尋找藉口掩飾政治冷感。畢竟無論是否轉職「政客」，一位關心家國前途的知識份子可以發揮的作用，絕對要比他扮演駝鳥的同行為高。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前胡適紀念館主任黃克武的新書《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收錄了作者從2008年至今發表的七篇論文，其主題全部都跟民國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胡適（1891—1962）有關。黃克武表示，編印本書的「主要動機是想為胡適先生畢生與威權鬥爭來捍衛自由理想的生命經驗，留下一些後世可以採借的『思想資源』……從胡先生的經歷中體認到面對威權的艱苦與堅持自由理想之可貴」，而他認為胡適在中國近代史上起碼有三方面的意義，包括：在思想文化上宣揚文學、文化革命，在學術上開創中國現代學術，以及在政治實踐與教育行政上擔任過幾個重要職務。

儘管胡適本人重視記錄、保存史料，但他的檔案因時代動盪終究還是散居北京、美國、台灣等地。在本書的導論〈胡適檔案與胡適研究〉一文裏，作者以他判斷目前「保存了全世界最完整的胡適相當的檔案」的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為例，介紹了該館收藏的眾多檔案、資料概況，然後又指出解讀相關史料必須設法抹去各種政治、個人、社會、文化因素的干擾，具體放在胡適身上即表現為四點：一是他本人有刻意在其傳世材料精心塑造自己形象，二是兩岸對峙政治環境影響大陸研究傾向「批胡」，三是傳統以男性視角與「公領域」為主的認識容易蓋過從身邊女性角度看的「私領域」，四是其人兼受中西文化薰陶並且曾經互作一番取捨。為了盡可能「還原一個真實的胡適」，必須設法穿越以上四種「迷霧」。

部份學者批評胡適在面對「威權」時會變得軟弱、妥協、容忍，可是本書作者始終強調應對歷史人物抱持同情、理解，並且須在詳盡剖析其人性格、機遇，才能夠作出合宜的價值裁斷。作者寫道：「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出於『忍不住的關懷』而直接、間接地涉足政治，而最後能夠『以義相交』、『得君行道』或全身而退的人少之又少」，胡適處於這種歷史脈絡下的經歷無疑有助人們反思「書生與政治的關係」。

詳細內容請閱讀第285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1年10月4日）《自由主義學者能否轉職「政客」？》。按此試閱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