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霸權」如何影響「國際化」的香港？
英語猶如國際語言系統中的「美元」：正式、認受性高以及全球通用。在全球貿易結算中，美元佔八成，是當之無愧的「國際貨幣」。目前有近14億人應用，被82個國家及地區定為法定語言的英語，也是無可比擬的「國際語言」。不過，儘管人們很清晰地感受到「美元霸權」正在影響全球的經濟，帶來通脹和泡沫，但人們卻很難感受「英語霸權」如何影響著全世界，又是如何製造文化資本分配的不公。
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麥考瑞大學語言學系傑出教授英格麗·皮勒（Ingrid Piller）曾撰寫《語言多樣性與社會正義：應用社會語言學導論》（下稱《語言》）一書。上周二（9月28日），她應雲南大學邀請開辦網上講座，從歷史、政治和經濟等角度解釋了英語「主導」全球語言體系的現象。
香港自回歸後推行「兩文三語」，又自詡為「國際化城市」，英語地位自然不凡，甚至與「精英文化」捆綁。而英格麗教授的演講和著作，正好啟發我們重新審視「英語」在香港社會系統中的地位，或許能夠打破一些長期藏於「英語霸權」下的迷思。
英語何以成為的「國際語言」
英格麗教授的演講開端，引用了荷蘭社會學家亞伯拉姆·德·斯瓦安(Abram de Swaan）提出的「全球語言體系」金字塔。該模型把世界上的語言分為四類（下圖）：外圍語言、中心語言、超中心語言和極中心語言。英語作為「極中心語言」，穩坐於金字塔上端。
不為人知的是，五個世紀以前，使用英語人數其實只有兩百到四百萬，「當時世界只有一個角落在說英語，也就是現在的英格蘭（England），大不列顛島的一部分。」英格麗教授在演講中說，「這個小島遠離歐洲，地理上被『孤立』，英語當時也不值一提（worth nothing）。」
然而，使用英語的人數卻激增了七倍，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英格麗談到了北印度語言學家Braj Bihari Kachru在1992年提出的「世界英語」同心圓模型（下圖）。該模型以英語使用為標準，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三類：核心「內圈」，是以英語為母語或第一語言的國家，如英美、澳洲、加拿大等；「外圈」包括把英語作為法定語言，與多語言並行地位的國家，如印度、愛爾蘭、新加坡等；而最外圍的「拓展圈」包括把英語作為主要外語推廣普及的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德國等。
「這個模型雖有些『過時』，但清晰解釋了英語的傳播浪潮（waves of spread）。」英格麗說道，「英語傳播並非因為人口增長，而明顯地跟隨殖民過程。」英格麗依據Bihari的模型，談到英語傳播的「三次浪潮」。
首先，在十七至十八世紀，英格蘭人開啟「定居者式殖民」（Settler Colonization），前往北美、澳洲、南非等地定居，並將英語帶往這些地區，形成「內圈」。隨後不久的十八至十九世紀，大不列顛帝國在世界開啟「榨取式殖民」（Extractive Colonization），「不像前者有大規模人口遷移，這是通過軍事佔領來榨取當地的資源和商品。」英格麗解釋，這個過程中，英語跟隨殖民者傳至亞洲和非洲，形成「外圈」。
步入二十世紀，各地區、國家解殖，但並沒有停止英語的浪潮。「美帝國主義（U.S. imperialism）、全球化和好萊塢文化（soft power of hollywood）的盛行，很多沒有被殖民的國家也開始參與這場『英語遊戲』。」英格麗說，「正因如此，英語成為了全世界教育系統中，一門重要語言課程」，如此便形成了「拓展圈」。
在這圈層中，中國正是一個絕佳的例子。英格麗從教育、經貿、科技以及軟實力四個方面，簡單介紹了中國如何推廣英語，至今甚至已經成為世界上擁有第五多英語使用者的國家，達一億人次。
「國際語言」的不公與迷思
演變至今，英語和美元體現出相似的「網絡外部性」，即越多人選擇一樣商品或服務，其效用便越高。美元具有很強的「網絡外部性」，幾乎壟斷全球重要原材料的計價，亦因此主導著全球的貨幣市場乃至經濟變化。反過來看，對於每位參與全球交易的市場主體而言，美元亦是最低風險的選擇，因為其幾乎能在全球兌換任何商品。以此類推，全球對於英語的推崇，大多也是出於國際交流、經貿需要，英語在全球越普及，這門語言的經濟價值便越高，亦會吸引越多人學。
猶如美元硬幣擁有兩面，英語「全球化」雖減低了跨國溝通成本，卻創造了迷思乃至衍生了不公。「沒有語言是中立的工具，每個語言都附帶一套意識形態、觀點和態度。」英格麗在演講中解釋，早期，推廣英語其實是殖民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傳播的一部分。她隨後以英語語言教育中的「固有認知」為例展開：本國語言使用者(native speaker）是最好的老師，美式/英式口音的英語是最好的英語，英語教學效果最好，英語是向善的力量(force for good）等等。
這些認知看似說得通，卻又經不起推敲。以最後一點為例，英語「向善」的邏輯起點在於學習英語能促進「跨文化交流」，「但對於未適應英語語言和英語教育國家而言，這與其利益需求相去甚遠。」問題是，「固有認知」不止存在於教育系統，亦存在在工作、社會以及市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中，集聚起來便成了「迷思」，於是「英語被廣泛誤認為是謀求發展的積極方法(high road to develop）。」
爾後，這些「迷思」又成為製造不公平的元兇。為了迎合「全球化」和發展經濟，欠發展國家必須推廣英語和承擔非母語教育的成本。「英語與所謂『發展』緊緊捆綁在一起。『發展』被定義為外向主導型，卻不考慮當地特點和背景，」英格麗在《語言》中寫道，「通過吹捧英語為萬能藥，全球社群往弱勢成員施加了『雙重負擔』：他們必須同時習得生產性技能和學英文。對於大多數弱勢國家而言，這是完全不現實的，只能讓國際『專家』幫助所謂『發展』。」
反思英語與「國際化」香港
英格麗教授的觀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去反思「英語」、「國際化」乃至香港的語言系統。在「國際化」的香港生活，英文隨處可見：公共交通廣播，餐廳菜名，大專院校授課、教授發論文，政府施政、立法、工作。當然，英語通行不只是因為「國際化」，還因為英語是香港的「法定語言」。《基本法》第九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簡單來講，便是香港於1997年回歸後所定下的「兩文三語」語言政策。「兩文」指的是中文和英文，「三語」指的便是粵語、普通話和英語。近年來，社會上就粵、普兩種語言爭執不斷，甚至引起政治風波，但幾乎從來沒有聲音質疑過「英語」的地位。
有趣的是，對於香港這座亞洲城市而言，英語使用者從來都不是大多數。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以粵語為慣用語言的人數佔全港88.9%，而英語慣用者僅佔4.3%。同樣地，西方人亦不是香港人口的大多數——華人佔香港人口高達92%，其他國籍人士主要為南亞裔。但非常奇怪的是，英語卻成了香港不少正式場合，尤其政府內部工作的「慣用語言」，足以窺見精英和大眾間的脫節。
前任香港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日前發表文章《中國人用中文辦公，港府政務官未必這樣想》，提及自己參與政策委員會會議的觀察。馮表示，九成市民講中文、用中文，但關乎全港市民福祉的政策文件卻全部用英文，提議也只能用英文，「若你堅持用中文回覆，會被視為異類，因為外籍同事看不懂。」他還憶述一次參與會議的「轉台」經歷：「目光一掃，全場便只有一位由律政處派來的外籍人事，但全特區最高級的一批人（由司長、局長、常秘到筆者全是中國人）都要『移船就磡』，立馬『轉台』。」
「為一人轉台」，可以解釋為政府工作的「國際化」，亦可以說是包容和靈活。但退一步去想，既然這位「外籍人士」要服務說中文的香港市民，為何不能主動去學中文、講中文呢？而進一步去想，香港政府在招賢納新時，都會設下「英語」的語言門檻，但為何不設下粵語和普通話的門檻？這是否代表，外籍人士能夠依靠母語在政府流暢工作，但本地港人卻必須學習外語來參與管治和執政？
《香港01》並非旗幟鮮明地「反對英文」，而是強調要「正視」英文及中文。在歷史、教育、經濟等種種原因下，英語成為了香港社會上「推崇」的語言。在香港約百年「殖民史」中，英語與管治階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回歸後，「英語中學」和「中文中學」的分野、上落車制度更是強化了英語的「精英迷思」。時至今日，金融、法律、醫療等高薪職業，從學科學習到實際工作，英文都無處不在。
但不要忘記，特區政府在香港回歸時所定下的「兩文三語」政策，目標是「中英兼擅」。那麼，英文長期「凌駕」於中文的問題就應該被解決，推崇「英文」而對社會所造成的「不公」亦應該被看見。最簡單的例子，既然全港九成人以中文為母語，醫院的藥單、診斷和醫生紙等便應以「中文」撰寫，方便病人更好了解病情。
「很多關於語言的看法，本質上是社會的建構，為了服務某些利益持份者。」在演講的結尾，英格麗說道，「我嘗試在演講中告訴大家，英語的意識形態由哪些持份者主導。當然，競爭一直在繼續，語言的意識形態也會改變......隨著世界從『單極』走向『多極』，語言金字塔或在瓦解。」她續指，語言會動態發展，中文的重要性正在不斷浮現，五百年後的英語「如果依然重要的話」，那麼它將會帶著中文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