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住屋關注團體之苦——如何走過年復一年的「劏房拉鋸戰」
香港房屋供應短缺問題向來嚴重，根據房屋委員會截至今年6月底的數據，公屋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達5.8年，屬22年新高，輪候公屋的低收入群體被迫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中，身心健康均受嚴重威脅。然而，居廟堂之高的特區政府在房屋議題上暴露相當多短板，離地、懶政、瞻前顧後，令基層百姓的諸多住房問題長年懸而未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及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近日接受《香港01》採訪，講述他們在年復一年的艱辛「拉鋸戰」中，從走訪基層了解需求、發布劏房住戶生活困難調查報告、約談政府官員或請願遞信等方面多管齊下地發力，助解劏房戶生活燃眉之急的心路歷程。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自1995年做社工便關注房屋問題。採訪當晚，記者跟隨她走訪油尖旺區的劏房。她帶著兩名義工和物資，穿梭在唐樓之中，為租戶派發口罩及超市消費券，逐個詢問有否申請公屋、是否需要幫忙申請......最先到訪一個住了20多戶的單位，社工的出現彷彿短暫點亮租戶的暗夜，馬上熱絡地和他們聊了起來，有人甚至會問：「施姑娘，中秋節會不會派月餅呀？」而施麗珊總是耐心傾聽每一個人的要求，再認真回應。疫情之前，她通常會花不少時間和租戶傾談，以了解更多細節，但如今只能留下物資匆匆一別，再走向下一伙劏房戶，走入政府未能關心觸及的隱秘角落。
香港有22萬人蝸居劏房，但政府並沒有設立關注他們的部門，所以日常只能靠這些民間組織去接應。
「政府可能連十分之一的訴求都沒滿足到」
做了社工20多年，施麗珊眼見幾任主責房屋範疇的高官都探訪過劏房戶、面對面了解基層民生，但始終是「講多過做」，導致矛盾日漸累積。她忍不住慨嘆：「政府可能連十分之一的訴求都未能滿足。」
「我們是在幫政府解決問題，如果沒有各種團體，社會問題真的會爆炸。」施麗珊回憶，社協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關注籠屋議題，至90年代起發布香港籠屋狀況的調查報告；同時，由於公屋的供不應求始終無法妥善解決，劏房問題近年漸趨惡化，社協亦十分關切劏房住戶的環境惡劣、負擔沉重，以及少數族裔和非長者單身人士的住屋問題，並持續發布相關系列報告，通過民調引起社會討論，並相繼提出取締不適切住房、以公營主導房屋政策、興建過渡性房屋等倡議。然而，政府至今未能一一回應。
例如，社協自2016年倡議以過渡性社會房屋作為短期紓緩措施，協助輪候公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改善生活質素，而儘管特首林鄭月娥於2017年上任後採納相關建議與民間非牟利組織（NGO）合推「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但推展進度並不理想，及後兩年也只提供600多個單位，至2019年才把整體供應目標提高至1萬個，到2020年再擴大至入住率較低的賓館或酒店——可見進展相當緩慢。而且，計劃推行至今暴露不少問題，參與計劃的賓館從業者不時批評政府提供的資料和協助不足，令賓館與NGO難以成功配對。
可笑的是，這種「不足」，對政府來說可能已經「很多」了，因為在過渡性房屋以外的房屋問題上，政府明顯毫無寸進。「過渡性房屋議題上，（政府）已經是幫助最多的了。」施麗珊指出，社協明明早於政府推出有關措施之前，已經積極研究可行方案，並提交當局參考以全面統籌，但現實令人大失所望：「我們都把土地找好了，政府卻推脫說起不了樓，你們NGO起吧。」
政府把為人民安居的基本責任「外判」了出去，令過渡性房屋變成了全程由民間組織負責的政策，好像以為「眼不見為乾淨」，但基層的住屋問題並沒有被解決，甚至越來越惡劣。這些年來，施麗珊深入體會到劏房住戶由於居住條件欠佳而面臨精神抑鬱、影響兒童身心發育等問題，頗感無奈：「政府從來沒有去面對切實情況解決問題，一直在逃避。」為爭取劏房住戶權益，社協每年去政府總部示威請願、開記者會、申訴會、調查發布會等約20次，並遊說不同黨派立法會議員接納他們意見，但當局多數置之不理。
「有的官員不想跟基層市民和社工聊天，我們永遠都約不到人。」施麗珊說，政府態度傲慢，民間團體有時需要發起聯合行動向當局施壓，諸如邀請國際媒體報導、出版及舉辦呈現基層住戶苦況的書籍和展覽，以此督促政府改變。
「走訪時件件事都很震撼他們（官員）」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聯盟）成員吳堃廉形容自己是街坊的「同行者」。他大學時攻讀機械工程，畢業後任職中學物理老師，最後進修成為註冊社工，自2012年末聯同葵涌區內關心社區事務的劏房住戶成立關注組，主要就劏房的租務管制、濫收水電費、業主逼遷等多個議題向當局及社會反映訴求。
經過不懈努力，外界對劏房的關注越來越多，但居廟堂之高的政府卻如同處在平行時空。吳堃廉近年和官員打過一些交道，印象深刻的一幕是，政府去年4月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後，租管小組和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曾就基層住房現況諮詢聯盟，吳堃廉便直接邀請當局參觀劏房環境與街坊對話，結果發現政府仍然十分離地，「對於他們（劏房戶）的困難，政府官員好像覺得每一件都好震撼。」
相比之下，處在民間的社會團體更能切身體會基層困境。包括聯盟在內，關注劏房問題的社會團體每年都會發布調查報告，但都無法引起當局的警醒及注意，反倒變成行禮如儀的行動。
當劏房住戶水深火熱，為何政府仍然冷待？吳堃廉認為原因無他，就是當局無法真正體察民情。他提到，有些官員總會談及自己年幼居於劏房的經歷，似是想藉此建立一種對於劏房住戶「感同身受」的形象，但是，他們只是將多年前的情況投射到當下，早就與實際情況脫節。例如，業主濫收水電費問題並不新鮮，有街坊的電費甚至比正常水平要貴三倍，這對基層來說實在百上加斤，而當他們親口告訴租管小組主席梁永祥和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等人時，對方還是感到很震撼，就像發現「新大陸」，然後表示會努力想辦法解決。
政府離地萬丈的態度，不免造成制度空白，導致原本違規的劏房陷入難以迅速全面取締的困局，因為清拆及安置政策並不完善。例如，葵涌區有很多違規工廈劏房，一旦被政府發現便會由屋宇署發出清拆令，要求業主在指定期限之內（通常60天）清拆僭建物或終止單位作違法住宅用途——這變相迫使原有住戶須在極短之間之內另覓居所。儘管如果有人直到收樓當天仍然無家可歸，可留在單位內待執達吏開出文件再入住臨時收容中心3個月，但從吳堃廉所接觸的實際情況來看，很多租戶早就會被業主以不法手段迫遷。他記得，曾經有位帶著兩個小朋友的孕婦，被業主僱傭的黑社會人員破門而入強行趕走露宿街頭，只能向社工求救。
也許，正正因為有個「離地政府」，那些在大家眼中已經見慣不怪的民調、遊行、展覽，反而更加有存在價值。所以，吳堃廉入行這8年來，未曾對街坊困境習以為常，而是堅持繼續反映基層意見，即使只能改變皮毛，但也意義非凡。
「政府很少從基層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問題」
「政府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該做不該做，他們很少從基層角度出發思考問題。」施麗珊認為，劏房之所以難以解決，除了源於當局忽視基層所需之外，還因為政府官僚思維僵化，常常被落後時代的行政規範牽絆，所以往往無法大膽革新，未能做到「劏房清零」。
施麗珊常常在下班後主動加班探訪劏房住戶，她留意到，房屋供應短缺不僅影響到居民的居住環境與生活質量，亦會影響到人的自尊心和奮鬥意願，因為當階層嚴重固化、流動機會渺茫，基層居民靠雙手難以改變命運，只能安於現狀，沮喪灰心，積累更多社會問題。她語重心長地說：「香港的堅尼系數長年超越警戒線，我們怎麼可能不生氣？但生氣的同時還是要思考，思考如何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基層房屋問題，思考如何多給政府壓力督促他們做事。」
對此，吳堃廉也深有感觸，例如現正制訂的劏房租管便是典型例子。原有的住宅租務管制自2004年全面撤銷後，基層住房關注團體便年年發起遊行，要求當局以租管保障基層住戶，但都無法得到政府認同；直到近年劏房數量激增，而且不時因為電力負擔過重和消防設備不足導致奪命意外頻生，社會對於劏房管制呼聲甚高，政府才於2012年正式把劏房問題提上議程，但仍在2014年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當中否決劏房租管；諷刺的是，幾經周折，當局終於去年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並於今年7月提交《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以避免租客被業主濫收水電費、甚至任意加租，但除了「租金」之外，草案根本未能全面保障租客合理權益，更加未能就居住環境及安全的迫切問題進行規管。
說著說著，吳堃廉拿出厚厚的一疊宣傳單張和冊子，上面用圖表詳細、生動地描述了劏房租戶面臨的系列問題。有趣的是，不只他對劏房問題瞭如指掌，街坊同樣非常熟悉，「有一次約某一位官員來到聯盟辦公室，和六、七十位葵涌區街坊一起開會，圍著他表達意見。不需要我們出聲，街坊準備得非常充分，積極主動地表達意見。」
施麗珊曾經遇到一位很有志氣的劏房兒童——在牆壁上寫著「我要科科都拿A」，但由於和家人同住，為免影響他們休息，他幾乎每晚都窩在廚房裡溫習，幸好最終實現了目標。她談及，多年來除了幫助劏房住戶改善生活，也幫助過不少在劏房長大的學生補習、尋找實習機會、尋求大學學費補助等等，更加有感基層的困難不只是物質的稀缺，還在於希望的渺茫，因為「他們總是認為自己很卑微，不敢苛求太多」。
劏房只是香港房屋問題的冰山一角，卻折射出政府弊端與短板，政府唯有正視問題、親力統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才能安得廣廈千萬間，讓基層民眾看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