蛻變計劃｜港府應牽頭調動資源促社會復和
早在反修例衝突最為激烈的2019年10月，特首林鄭月娥便公開表示，對於很多年輕人被捕感到心痛，願意在不違反法治精神的情況下為未成年人士提供額外支援；可是，兩年過去，特區政府政府似乎仍然「得個講字」。由經濟學者宋恩榮夫婦牽頭成立的跨專業志願組織「蛻變計劃」已在一年內幫助60個被捕青年重獲新生，但單憑一間機構實在無法為所有被捕年輕人輔導心理健康、提供法律援助、重新規劃生涯。這些年輕人縱使有錯，但當局萬萬不能袖手旁觀、輕言放棄，否則只會令寶貴的社會資產折損磨滅變成負資產。
政府應與時俱進調整服務
特區政府提供的釋囚更生服務，主要由社會福利署和懲教署合辦的「監管釋囚計劃」負責。該計劃1996年成立，主要為成年釋囚提供善後服務，例如透過監管和輔導，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成為奉公守法的市民。社會福利署會到懲教所作釋前探訪，以評估囚犯需要，並協助他們釐定更生計劃，為重返社會做好準備；此外，社會福利署還會與受監管者及其家人於其居所或工作地點定期會面，提供監督和輔導，協助他們重過新生。「監管釋囚計劃」網站顯示，監管釋囚委員會中不乏具備精神科、心理學及刑法相關經驗和專業知識的人士。
問題是，香港剛剛經歷一場折騰逾年的社會衝突，有過萬名示威者因而被捕，當中有超過4000名學生，其中有1700多人尚未成年，而上述那個成立了25年的「監管釋囚計劃」，是否足以處理這些犯罪背景與普通囚犯截然不同的年輕人？對此，「蛻變計劃」副總監、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副所長宋恩榮表示，「監管釋囚計劃」的初心值得肯定，但過往年輕人教育水平較低，通常基於吸毒、打架而被判入獄，而不少反修例被捕青年的教育水平較高、家庭背景良好，更加不是慣犯，所以擔心有關計劃未有與時並進。他又提到，例如懲教署為年輕在囚人士提供的正規教育課程，就未必適合已具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反修例青年。
在這方面，新加坡明顯更勝一籌。新加坡的監獄會為有較高重犯風險的在囚人士提供平板電腦，預先加載電子書籍、新聞、電子郵件及學習應用程式，讓他們隨時在監獄內閱讀電子學習資料。相比之下，香港所有在囚人士均不可使用互聯網進行上網活動，而藏書數量較少的監獄圖書館，則難以滿足在囚學生的學習需求。
「蛻變計劃」創會主席宋陳寶蓮指出，對於案情較嚴重、服刑時間偏長的個案，理應支持他們在獄中上網課，或接入部分大學資源，讓他們在服刑期間兼顧課程，不至於荒廢學業、浪費大好青春。她提到，「蛻變計劃」有位受助人在大學三年級下學期完成服刑後，將於今年9月重返校園繼續學習，她希望其他學校都能根據具體情況適當寬鬆處理，共同幫助已經付出法律代價的年輕人重燃人生希望。
前路光明才能令社會放下仇恨
社會企業家、首屆「奧巴馬基金會」學者麥曉暉在「蛻變計劃」創立之初便關注這群有心人，至近期成為核心團隊之一，希望發揮整合社會資源、系統支援被捕青年的角色，幫助已完成服刑的年輕人重新融入社會。他表示，關鍵任務便是促進社會其他持分者和被捕青年有直接交心的溝通，「還有一些社會人士，見過這些青年之後，曾經的觀點和心態有些變化。」
但是，多數青年還處在較早期的法律處理階段，麥曉暉目前只能聯絡商界人士及其他社會持分者，為被捕青年重新融入社會而搭建關係網絡。麥曉暉從中發現，不少人明明都很認同「蛻變計劃」的理念和原則，也希望幫助青年更生、促進社會復和，只是之前不知應該如何參與：「包括商界在內的社會持分者，會覺得若政府能先行出第一步，會相對較少顧慮。」
可見，缺乏政府的帶頭及動員，在如此敏感的議題上，社會各界難以打破反修例風波造成的撕裂和隔閡，重修於好。宋陳寶蓮認為，政府應該重視分配資源給做釋囚服務的NGO，參考「蛻變計劃」或其他服務模式，帶頭反思、以身作則、釋出善意和同理心，否則心結難以解開，因為「商界企業同樣會有擔憂，會不會被人詬病成聘請黑暴，承擔政治風險。這批青年面臨的情況和普通更生人士大不相同，如何幫助他們，需要去探索。」
反修例風波已成為過去，而相關案件如何盡快處理、政府如何盡力彌補撕裂、年輕人如何重投社會，都是未來要解決的問題。正如宋恩榮早前在電台節目中所說，香港有不少深層次矛盾，單靠「蛻變計劃」提供輔導服務並不足夠，亟待政府牽頭處理；而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背後亦有很多複雜成因，社會精英人士及當局不可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