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反思《蘋果日報》結業

《港區國安法》生效一年。《蘋果日報》高層及相關公司因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起訴，創辦人黎智英在囚，《蘋果日報》結業，不少人感慨中央已不容許「異見」存在。誠然，在任何政體和管治者的視角下，所有鼓吹外國干預和煽動的機構，無論是否包裹著「新聞自由」還是「言論自由」的外衣，都屬違法，因為沒有一個政府會容許以分裂國家和危害公共秩序為目的宣傳。然而，部分市民還是跌入《蘋果日報》及黎智英所描繪的浪漫民主當中，以為他們追求的「民主選舉」甚至「外國制裁」，等同於美好的生活與未來。其實，這個結局正好讓我們捫心自問——比起盲目地祟拜西方民主政體，什麼制度才能更有利於香港社會和普羅大眾，更加接近「良政善治」？我們該怎樣面對《港區國安法》下的香港，該怎樣在表達自由和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又該怎樣避免跌入不切實際的政治幻想當中？

「盲追自由」背後的控訴？

說起「良政善治」，我們很容易會想起港英時期的「麥理浩時代」，以及被指奉行「威權主義」的新加坡。前者在「六七暴動」之後，「大刀闊斧」地推行民生改革，建設新市鎮、設立廉政公署、興建公共房屋、改善社會福利制度，成功化解累積已久的民怨，逆轉管治危機。而後者，自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長期維持高效的社會管治和經濟發展，帶領社會走過金融危機和結構轉型，開創了有別於「民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兩者不乏共通之處，均以實用主義為管治核心，沒有西方政體所強調的「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枷鎖。港督是英國政府任命，且在香港大權獨攬，奉行帶有專制色彩的絕對行政主導，亦設有監控社會的「政治部」——英國安全局設立的「駐港分局」，對有潛在顛覆或危害的社團組織和個人，進行調查和拘捕；而新加坡雖然仿傚英國行議會民主制，容許反對派的存在，但幾經選舉仍然由人民行動黨執政，對公民權利亦設有頗多限制。

單從「言論自由」來看，新加坡可謂有著東南亞國家中最嚴厲的管治法規：《誹謗罪》、《公共秩序法》、《煽動法》、《防止網絡假信息與網絡操縱法》，不容許集會、不容許市民在網上打政治性的「擦邊球」、不容許市民發表煽動性言論。即使在網上轉載「不準確」的新聞，亦有可能被政府提告，要求刪除貼文或面臨刑罰。

有趣的是，這樣一個「不自由」的國家，卻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成為不少港人移民的「理想鄉」；而「專制」的「麥理浩時代」，亦成為港人念念不忘的「黃金時代」。這難免令人質疑，港人爭取「民主」、呼喊「自由」的潛台詞，控訴的到底是什麼？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是毫無底線的表達？還是人人安居樂業的生活？如果是後者，有了前者就能達到嗎？如果不能，真正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兒？

當香港的管治者未有正視積習多年的深層次矛盾，也無法落實有利於社會大眾的長遠規劃，看不見出路而又積怨多時的市民，難免誤以為唯有「普選」和「自由」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能藥」，而忽視了兩者並非必然聯繫。

美國雖有令港人趨之若鶩的民主選舉制度，卻在貧富懸殊、種族不平等、中產階級衰落、學生「負債」、經濟衰退、資本無序擴張等問題極為嚴峻之際，選出如特朗普般的「狂人」，儘管嘴上承諾解決社會、民生問題，實際上卻將一切社會矛盾都歸咎移民、外國，而從沒檢討美國自身問題，結果在任內四年將民粹主義推向高潮，導致整個美國撕裂。

相對之下，新加坡同樣在2011年面對眾多的民生問題——住屋、醫療、交通配套跟不上人口增長，市民的不滿情緒導致作為執政黨的行為人民黨在2011年的大選中失利，僅獲60％的得票率。但總理李顯龍願意從挫敗中放下身段道歉，在大選翌年啟動全國對話，成立「全國對話委員會」，邀請社會各界就國家發展政策發表意見，亦有為此設立「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OurSGConversation）Facebook專頁和網站，正視施政錯誤，彌補官民關係，帶領社會「再出發」，逐在2015年的大選中贏回選民的信任。

香港政府需要從「反修例風波」中反思管治思維，而香港市民同樣需要認清唯有「良政善治」的務實實踐才有利於社會發展，空有理想的言論，可能只是「投機者」的刻意煽動。

謹記「空喊民主」的代價

「民主」固然是個好東西，但我們也不應該無視歷來的「民主教訓」——世界各國在建立現代民主政體所經歷的系列革命和戰爭：英國清教徒革命、美國內戰、法國大革命後近一個半世紀的革命亂局以及戰爭，促使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相結合所，才讓香港現有的「民主」和「自由」顯得尤其寶貴。但是，所謂「成王敗寇」，任何試圖鼓勵、推動激進政治以迫使政權讓渡政治權力，一旦「失敗」，必然要為行為承擔後果。

即使是「制度外」以「非暴力」的形式，鼓吹改革和爭取訴求，代價仍然在所難免。被抗爭者奉為圭臬的梭羅所著的《論公民的不服從》指出，我們往往只取不合作運動和抵制的「外殼」，卻沒有從其「真正」的實踐者——「聖雄」甘地的一生中，理解「非暴力運動」的文化內核。比起同為印度的革命家、激進主義者提拉克和主張暴力的薩瓦卡，甘地卻從《薄伽梵歌》內的暴力中「超脫」，終其一身以內心作戰場，視暴力和慾望為最大的敵人。而這種只作用於自身的「政治道德」，其凝固力卻遠超於先前的民族主義者和宗教主義者所能成就的，但他仍需要多次身陷囹圄，最終被刺而死。這些例子在歷史的洪流中比比皆是。

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對強勢政府，普眾大眾只能夠「不聞不問」；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港人只能「躺平」面對？「躺平」故然舒服，不觀看新聞、不理解政治、不談論公共議題，而專心經營個人空間甚至是某些人的解方，所以會對社會和政治保持「沉默」。但比起在「無力感」埋起頭來，更應該珍惜現有空間，並正確理解「一國兩制」和中央治港思維。

正如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研討會中為「愛國者治港」原則定調，明確指出香港政治舞台不是要「搞清一色」，並提及中央政府「理解和包容」香港市民「對國家、對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很多消息和分析亦都認為，當中央出手「撥亂反正」之後，將會在地方治理層面賦予香港更大空間，好讓香港繼續發揮「兩制」的優勢，做好「港人治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