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環街市看歷史建築活化緣何不倫不類

中環街市活化項目自2009年啟動，到2017年正式交由市區重建局動工，首期預計將在今年第三季對外開放，早前也已舉辦法國五月藝術節開幕禮、親子藝術工作坊等活動；然而，坊間對於活化成效的批評及質疑從未間斷。事實上，包括中環街市在內多個歷史建築活化項目，不時被指不倫不類、無法連結社區、未能保留文化價值等等，而流標及停運的也不在少數。香港六大優勢產業中，文創產業所佔份額最大、生產力最高，但極具潛力的歷史建築活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而且面對不少坎坷——究竟問題出在哪裏，又該如何重塑發展？

為了保育中區的重要文化、歷史及建築特色，2009/2010年度《施政報告》公布「保育中環」措施，中環街市活化項目便是其中之一。中環街市屹立在鬧市中，其窗戶設計為包浩斯風格，即窗戶以橫向線條造成長條形的「窗牆」，成為牆壁的一部分。夜色深沉時，璀璨的紅綠燈光透過窗戶折射到樓梯上，十分奪目。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此地曾是世界級攝影大師何藩的拍攝勝地，亦是老香港的象徵。不過，經過市建局的活化，它似乎已「走樣變形」。

「中環街市最出名的特色之一便是那條水磨石樓梯，而活化工程破壞了整個建築原先的結構。」香港城市研究員、「活在觀塘」創辦人袁智仁接受《香港01》採訪時批評，整個活化過程比較封閉，究竟如何活化、如何設計，公眾基本上沒有清晰概念，「大部分元素被拆走，保留一到兩處拿來做裝飾，沒法讓公眾看到原本的街市氣氛。」袁智仁認為，活化工程對結構造成「不倫不類」的破壞，嚴重犧牲了中環街市的歷史價值。

是立足社區，還是若即若離？

十四年前，「保育皇后碼頭事件」引發保育浪潮，特區政府遂於2008年推行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活化計劃）。在那之前，香港鮮有活化項目，就算有也變成地產項目。例如2000年，長江實業將水警總區總部改建為古蹟酒店1881，當中設置雲集國際品牌的小型商場。

袁智仁指出，古蹟不光是文化符號，活化時更可透過公眾討論帶動社區發展，但上述活化方式往往缺少民間參與，如同「黑箱作業」，變相扼殺很多可能性。事實上，香港也有成功的活化建築項目，例如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香港分校、大澳文物酒店、YHA美荷樓青年旅舍、「We嘩藍屋」及綠匯學苑，就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

一個活化項目成功的關鍵在哪裏？「活現香港」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智遠提出，第一要看活化過程是否給舊建築以新的生命力，帶入所謂的「精神」和「靈魂」；第二是能生存下去的運營模式和商業模式，「沒有好的模式就會執笠，浪費之前的投入」；第三是創意，「如建築中時常有well-curated programs，會吸引到人想要持續地接觸這個建築」；第四是建築能否和周圍的地區建立聯繫，真正融入到社區脈絡當中。

然而，香港保育活化大多不盡人意，正如陳智遠所言，若要達到上述四點需要投入很多心力，「沒有東西可以抄，都是創新，要持續不斷地建立聯繫並推廣，要求好高。」

袁智仁則認為，問題在於許多活化項目缺少「人」的元素。例如芳園書室就是典型的失敗案例，因為始終沒法與周邊社區產生聯繫、缺乏了人氣，「即使投入很多錢和資源去做（這個項目），但和人沒關係，最後要麼擱淺，要麼無人問津。」

位於馬灣的芳園書室，由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負責管理，活化後成為旅遊及教育中心暨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於2013年3月開始營運。2016年，發展局的數據顯示，芳園書室的年均訪客數僅3,663人，與預期差距甚遠。時任發展局局長的陳茂波表示，部分項目因地點偏遠，人流不多，部分營運者曾表示經營出現困難。芳園書室最終於2017年停運。

文化價值VS商業利益

即使活化了建築，但要平衡文化價值和商業利益亦非易事。兩者究竟應該如何兼顧？袁智仁就此提出三點：首先，要視乎目標群體（target audience），例如「吸引外地遊客」和「服務本地社區」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層次；其次，要顧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例如藍屋建築群原本仍有住戶，「留屋留人」的做法比較合理；最後，要考量歷史建築物本身的風格，例如芳園書室的外觀風格很難吸引到外國人，反而更適合融入社區。

「我認為做得好的活化項目就是藍屋。」袁智仁表示，藍屋有別於大多政府及地產商的活化項目，能夠保留以前的歷史、居民和生活，亦有改造過的新藝術元素，新舊衝擊帶動整個社區湧現活力。位於灣仔石水渠街的藍屋建築群為政府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項目，由3棟建於上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的唐樓組成，於2016年被活化為多功能的建築群，並以外牆顏色命名，分別為藍屋、黃屋和橙屋。該項目是香港首個採用「留屋留人」的保育活化方式——除了修復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更讓原有住戶續住，保留完整的社區網絡。

反觀，元朗博愛醫院旁的一級歷史建築「潘屋」，則荒廢已久。它是客家商人潘君勉所建的私人物業，開國元帥葉劍英曾在此作客。袁智仁嘆道，「潘屋也可以開放給公眾，讓民間力量來接觸，但現在市民的參與很少。社會應多點思考活化模式究竟可以怎樣做，才能involve到周圍的鄉村和醫院，一定要重視地區的參與，否則市民只會感到奇怪——為什麼給幾百萬（資金）來活化這一棟（建築）？但現在社會的做法考慮發展或者財政因素為主。」

保育古蹟往往陷於兩難境地。由文化或非牟利機構運營的活化項目，往往缺乏商業頭腦，過於注重文化及歷史價值，難以吸引到人流；由地產商負責的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變作商業化項目。陳智遠分析，活化一處古蹟要投放很多資源和金錢，但項目需自負盈虧，必須用商業頭腦來運營，考量租金等成本和收入，「（所以）很難說商業化是錯的，但這樣好像與建築原本的歷史和故事有距離，脫離了保育角色。」而他認為，香港目前的活化項目各有好壞，仍在探索成功的活化模式，「要保持原本的essence（特點），同時也要有新的生命，生存模式又不能太過商業化，都要多做點項目慢慢試。」

陳智遠談及，建築物的地理位置是活化成功的先天條件之一，如位置偏遠，屬先天條件不足，則很難成為多元化的地方。例如中環的「大館」，前身為中區警署建築群，由中區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組成，曾獲2019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項，為獎項中的最高殊榮，亦曾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最佳地方」之一。

「每一個舊建築都有定位，大館的定位主要不是在社區，而在於吸引全世界的外地遊客，同時大館也嘗試過和社區進行互動。」袁智仁表示，大館是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地方，有豐厚的文化底蘊，也有故事，越南國父胡志明曾是域多利監獄的階下囚。

歷史建築各有風格，活化模式更加不會一成不變。袁智仁指出，從商業角度發展活化模式並非錯誤，「例如南豐紗廠本身便是紡織廠，但原本的用途已經過時，需要開發新的用途令建築重新擁有生命，繼而給社區注入新生命。南豐紗廠保留了歷史古物，和原本的用途聯繫起來，相對來說比1881做得更好。」

他還說：「古蹟的文化導賞要注重如何從personal issue講到整個香港、甚至世界的歷史故事 ，講出香港的世界地位和角色變遷。」用歷史關照現實，便是可持續的體現之一。但也正因為歷史建築年歲悠長，其活化保育工作更要小心，袁智仁便提醒，要把建築物當作珍貴的文化資源，一旦破壞就無法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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