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二】審批限制重重 合拍片正在喪失「港味」？
「現在我們還能拍出《無間道》嗎？」田啟文問。在他看來，合拍片的巔峰時期已經過去，而港人寄望於「合拍片救香港電影」可能只是一個即將被戳破的泡沫。儘管2019年北京放寬合拍片的標準—在演員比例及內地元素上不作限制，並提供多項獎勵措施，但田啟文一針見血直指，「合拍片的數量正減少，題材卻變得愈來愈單一。」
此為「香港電影」系列報道三之二
承接上文：【香港電影．一】港產片與合拍片 香港電影的一體兩面？
從題材上來講，田啟文認為合拍片的優勢是為香港和內地提供「緩衝地帶」，可以拍攝內地不常見的題材。「比如警匪片，在內地並不是說不可以拍警匪片，但是有先天的戒條，比如警察必須是正面角色—這是內地的意識形態決定的。」田啟文解釋。但對於商業片而言，電影情節必須存在矛盾、衝突、複雜的人性才能吸引觀眾。「《無間道》裏，警察可以是黑社會的臥底，又想做回好人，當中表現出的複雜人性就是商業元素。」
這是香港的警匪片能夠成為經典，並在內地享有大量影迷的原因。「警匪片中觀眾可以看到矛盾，看到各方角力。此外，以往的合拍片更會表現兩地的文化差異，但這些元素在近年的合拍片中愈來愈少見。」田啟文認為，這亦是由於合拍片優先考慮電影的市場收益及商業價值造成的結果。「因為合拍片要通過內地的審查制度，投資方首先考慮的問題就是這部片能不能過審。」
與香港不同，內地的「審查制度」主要是指劇本審查，對合拍片來說這流程非常繁瑣。通常香港電影公司會與內地製片廠或電影局認可的民營電影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再由內地合拍方出面向電影局轄下的中國電影合拍公司辦理手續，同時須送審完整的劇本。劇本首先由合拍公司通過，再呈送電影局相關部門審批，獲得通過後才由電影局正式同意，並發出拍攝許可證。拿到許可證才能開拍電影。影片完成後，還須由合拍公司檢定，再送電影局審查，拿到放映許可證後，再看檔期確定上映時間。
合拍公司和電影局的雙重審查可說是兩個艱巨的難關。無論是合拍公司還是電影局認為劇本有問題，都會打回頭重寫，期間往往要來回做許多修改。合拍片的早期資金、演員和主要工作人員都以香港為主，一部電影開拍，首先須確定演員陣容，如果劇本未能通過審查，拿不到拍攝許可證，影片就不能開拍。問題是，任何電影都需要預先安排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檔期，也須為取得宣傳和發行優勢而盡早敲定公映檔期。若審批遭遇重重困難，就會嚴重耽誤電影的製作進度。
「所以為了避免麻煩，加快審批過程，有能力的電影人會不自覺地自我審查。從故事情節到一兩句台詞，凡是可能會引起爭議的內容都統統不講。」田啟文說。為了安全落地並獲得市場收益，合拍片的題材愈來愈局限，「近年的合拍片少之又少，《拆彈專家》、《掃毒》等，千篇一律的警匪題材。」田啟文解釋，「這些題材對於投資者來說較有保障，容易過審，市場反應不錯。其他題材如討論兩地文化差異等，近年就愈來愈少。即使有投資方，也會因為不看好而不大力宣傳，這是一個適者生存的過程。」
不僅在審查面對重重把關，與內地合作的過程中亦不再享有優勢。內地的技術、 人才、資本及市場近年大大提升，在合拍片中的主動性愈發提高，過去對香港資金、人才等單方面依賴的狀況不復存在。
「教會徒弟餓死師父。」這是田啟文早已意識到的隱憂。「漸漸你會的東西他也會了，就不需要花這麼多錢請香港人來做。尤其是技術方面的崗位很多都被取代，而無可替代的是頭腦、創意。因此只有傑出的電影從業員才能留在內地工作。」
資金是更大的問題。電影是需要前期投資的商品，誰手裏有錢就對影片的內容有更多的話事權。電影《桃姐》中的一幕正是對這現實的絕佳刻劃：劉德華飾演的製片人前往北京開會，與洪金寶、徐克飾演的電影工作者在投資老闆面前表演了一齣「周瑜打黃蓋」，目的是希望老闆增加預算，可見香港電影人的弱勢。此外，由於電影資金以內地資本為主，看重內地市場的票房，合拍片在香港市場有何反響就不再成為投資者關心的重點，那就意味着迎合香港市場的「港味」不再成為合拍片的首要考慮條件。可是，失去了「港味」的合拍片，還能稱之為「香港電影」嗎？
把握商業片優勢 拓闊電影發展藍圖
「是不是香港電影已經成為一個過去，大家不應當回憶了？是不是香港電影只是中國電影裏的一個分類了？」田啟文進一步詰問，什麼是「香港電影」？我們還需不需要「香港電影」？「香港電影」的出路在哪裏？這些都是擺在香港電影人面前不可迴避的話題。業界是時候拓闊視野，決不能沉緬於舊日的輝煌中。
「我們必須看到時代已經變了。」田啟文剖析，早在疫情摧垮全球電影業前，電影市場已遭到如Netflix等串流媒體平台的衝擊，人們的娛樂生活方式正在改變。「一方面，想看什麼電影都可在網上找到；另一方面，出於商業成本的需求，過去能容納幾百人的大電影院漸漸消失，現在小型電影院的熒幕可能比家庭影院大不了多少，觀影體驗大不如前。這些因素綜合起來，觀眾還有什麼必要走進戲院呢？」
「我們已經沒有退路，只能往這個方向走下去。」田啟文感慨道，「但是我們不應給自己設置枷鎖—我們在香港拍，我們是香港人，那我們的創作就是香港電影。今天的香港電影仍有優勢，仍然可以走遍全世界。」田啟文認為，香港電影因其特色，仍保有充足的競爭力，「這個特色就是『商業片思維』。」
所謂的「商業片思維」，從內容創作上來講，是深刻的主題、複雜的人性、充滿矛盾與張力的故事情節；從表現手法上而言，是起承轉合的設置、節奏推進的把控、鏡頭語言的運用……歸根結柢，「商業思維」的根本目的在於引發觀眾的共情，與觀眾找到共同的出氣口。在田啟文看來，因為香港多年來積累的商業片經驗，所謂的『商業片思維』已經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這是為什麼過去香港電影能走出香港，走向亞洲，甚至全世界的原因—無論是何種文化背景下的觀眾都能在香港電影中尋得共鳴。」田啟文認為，在這範疇，內地的電影創作遠不及香港成熟。
「一方面是由於意識形態的限制。與香港電影傳統不同，內地電影傳統是『主旋律』，因此在商業的表達手法和內容創作上都有所欠缺。」他以創作人物形象為例，內地拍不出「好看」的警匪片，原因是價值觀過於「非黑即白」。「警察的形象一定是正面的、偉大的、沒有弱點的，壞人也一定是邪惡的、醜陋的、沒有良心的。」這樣的鋪陳實在過於簡化，單薄的人物自然撐不起有血有肉的故事。「香港會怎麼拍？《無間道》裏警察中有黑社會的臥底是壞人，《古惑仔》裏小混混也講義氣、有正面的形象，這種複雜的人物在內地電影裏很少見。」他說。
「另一方面，儘管內地電影一直想走出國門，但內地市場已經油水很足，電影創作還是以滿足內地觀眾口味為主，因此我們看到很多在內地票房高收的電影在海外票房都很慘淡。」田啟文分析，「比如《戰狼2》、《流浪地球》、《你好，李煥英》；內地票房位列前三位，香港市場卻不買賬。」
他認為，這是因為香港觀眾經歷了影業的輝煌時期，受香港電影及荷里活電影的薰陶，主觀上會排斥內地電影中涉及主旋律的內容。
「但是不是說電影完全不可以講政治？不可以表揚政府？」田啟文指出，答案是否定的，只不過怎麼誇才能「不肉麻」，才能使觀眾認同，卻是另一個涉及「商業片思維」的技巧。「比如，演員直白地說出『政府真好』，還是通過百姓安居樂業來顯示國泰民安？前者是內地電影的慣用手法，但過於直接，好像不明明白白地說出來觀眾就看不懂；這種把觀眾當傻子的手法自然會引起反感。」他強調，好的商業片應「潤物細無聲」，通過鏡頭語言帶出想要表達的主題。這就是香港電影最擅長的地方，「同樣是『主旋律電影』，徐克拍攝的《智取威虎山》、陳德森的《十月圍城》為什麼這麼好看？這些都是香港電影獨有的特色。」
上文刊登於第26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7日）《從合拍片說起 香港電影有無出路？》。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