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50年．渾沌｜在回歸中掙扎的國族認同
1985年，中英兩國政府換文《中英聯合聲明》的批准書，香港回歸祖國塵埃落定。 這對曾參與保釣運動的北美知識份子而言，比起剛走出文革的內地，香港回歸無疑為報效祖國提供了新窗口。但對香港市民而言，領土回歸還涉及到更為複雜的人心問題。而這次不同的是，港人未如七十年代般掀起愛國主義熱潮，反而在回歸中掙扎，從「文化中國」中涉取養份，建構出「切割式」的國族認同—「愛國不等於愛黨」。
保釣50年系列報道四之二
承接上文：保釣50年．覺醒｜香港人還愛國嗎？
時間追溯至1971年9月，北美港澳台留學生團體在美國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學召開「國是大會」，就保釣的大原則投票，其中最具爭議的一項原則「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政府」，在118票贊成對62票反對下通過，保釣運動亦因此正式分裂。
此後，部份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左派留學生積極開展「認識祖國」的活動，舉辦五四文藝晚會，又辦理多份著名保釣刊物如《釣魚台快訊》、《水牛》、《港外綫》等，內容由釣魚台的歷史到內地和香港的情況，無所不包，借此加深學生對中國的認同感。
北美「老保釣」回流香港
而經歷保釣運動後，留學生大多對內地社會充滿好奇。當北美保釣運動的消息傳至內地後，中國政府邀請全美「保釣」運動委員會總召集人李我焱參加國慶觀禮活動，其後1972年、1975年相繼舉辦回國團，當時在美國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任職助理教授的張剛信（城市大學前校長）亦有參與。
然而，北美保釣運動同樣在1972年美國宣布釣魚台「歸還」日本時陷入低谷。當時剛到美國讀書的雷鼎鳴指出，北美保釣熱潮退卻後，部份學生認為只有統一和富強的中國才能真正解決釣魚台爭議。這種想法令很多中國海外留學生回國建設，但在七十年代初，新中國剛走出文革，物資匱乏，國內的學術環境並不完善，部份回流的知識份子因而難以發揮專業知識。
其時，香港正步入經濟轉型期，政府預期未來將以高科技與商業為主，於是乎在1986年選址清水灣興建香港科技大學，翌年科大籌備董事會，邀請時任三藩市州立大學校長吳家瑋出任創校校長，成功聘請多位北美著名華人學者，比如布朗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謝定裕（科大數學系系主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錢致榕（科大創校副校長）、美國馬里蘭大學代理副校長孔憲鐸（科大第二任學術副校長）、前城大校長張信剛亦曾到科大出任。
吳家瑋在《保釣風雲錄：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中解釋他之所以能夠聘請到眾多傑出華人知識份子，離不開「保釣運動」，而他本身也是保釣運動的支持者。同樣被邀請到科大執教的雷鼎鳴亦指出，很多北美的「老保釣」之所以願意任職科大，往往是基於對「中國的鄉火情」，「對他們而言，科大是一所位於南中國面向內地的大學，如果不會這樣，他們是不會回來。」
可是，北美「老保釣」回流香港，並沒有延續保釣的愛國精神，傳承於學生，反而專注於學術研究和專業教育上。雷鼎鳴指出，「對中國最有貢獻的不是示威，而是生產性的學術研究上，這樣才能發揮我們的專業作用。」
事實上，當時香港的客觀環境亦難以容讓北美的「老保釣」扛起愛國大旗。其時左右港人的意識形態，亦早已不是領土主權爭議，而是香港的九七前途問題、本土的民主改良風潮與中國的民主化運動，三條線索不斷交錯，不斷刺痛了港人的國族認同神經。
1982年9月，中英就香港回歸問題展開原則性談判，中方態度強硬，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步出人民大會堂時踏空跌倒，香港回歸祖國初露徵兆。雖然「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但主權以外的政制發展與「人心回歸」問題，卻是中英博弈的重要戰場。
特別當經歷了「六七暴動」和保釣運動引發的管治危機後，港英政府意識到地方行政的重要性，於是在1980年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成立區議會和分區委員會，並在1982年舉行第一屆設有民選議席的區議會選舉，利用民主選舉「體制化」社會上的學運團體，藉此淡化市民的反殖情緒。港英政府在往後的十多年間不斷擴充政制的民選成份，又在1984年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詳列立法局民主化的過程。
切割式的國族認同
在英殖資本主義社會下生活多年的港人，前有「六七暴動」的社會記憶，後又在八十年代初嘗民主果實，面對剛走出文革階段的內地，多多少少都有些五味雜陳。其時，全球正值第三波民主化（1974至1992年）浪潮，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弊端逐漸顯現，「隔岸觀火」的香港知識份子對內地政體有所保留，但作為中國人，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香港回歸問題是由英帝對滿清政府的侵略而生，沒有理由承認英國對港主權。在這種政治現實和國族認同感的拉扯之下，部份認同中華民族的知識份子因而「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出一種切割式的國族認同—借領土回歸推動社會民主變革，同時在社會變遷中保持對「中國文化」的基本認同，但「不等於認同任何現存的政權或政黨」。
這種「民主回歸」的論述由原屬「社會派」的匯點於1982年發表的一份題為《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中提出，其中強調「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是無可置疑的事」，但「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後，應保證香港有一個自由民主，實行自治政府」，為維持社會的安定繁榮。因此，中方一方面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憲制框架，另一方面積極接見香港的政商界名流和知識份子，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確保《基本法》在草擬階段充分吸納香港各個階層的意見，使香港「平穩過渡」。中央其時付出的努力的確成功穩定「人心」。
然而，香港回歸問題正好撞上中國民主化運動的覆滅，成為港人國族認同的又一轉折。
改革開放初期，內地社會貧富分化擴大，官倒、權錢交易的腐敗問題時有發生，社會通脹和失業問題嚴重。為此，官方和民間均傳出政制改革的呼聲，以革除改革開放的陣痛。其時，社會氛圍較為寬鬆，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傳入中國，部份深受西方思潮影響的知識份子認為問題的徵結在於改革開放的步伐過於緩慢，國家應在推動經濟自由化的同時，盡快落實民主、自由，配以法治解決社會問題。
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則在1986年明確中央要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推動政體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和法治國家，解決官僚主義弊端等主要矛盾，「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政府和知識份子就政體改革路線的分歧愈拉愈大，最終隨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而演化成流血鎮壓。
1989年4月15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大規模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動，要求政府肯定他在任內提出的「自由化」路線，從自開展了為期兩個月的示威、集會和絕食活動，將中國民主化運動推向高潮，全國各地均有響應。
當時，教協會長司徒華和李柱銘等人成立以支持「建設民主中國」為綱領的支聯會，在風雨交加下發起多次示威活動，聲援北京學運。但到6月4日凌晨，解放軍武力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槍聲、救護車聲響遍長安街，死傷人數至今成謎。
建設民主中國熱情淡去
「六四事件」後，港人對建設民主中國的熱情默然淡去，亦加劇對香港回歸的擔憂和對中共的失望，在前途未明的情況下，不少人只好選擇離開。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六四事件」後的五年，共有約30萬港人移民外地，而1989年的香港只有568.6萬人。支聯會的綱領更在「建設民主中國」後加上「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等質疑中共政權的標語，其後更逐漸演化為「愛國不等於愛黨」，更深入民心。
其時，保釣運動亦陷入沉寂。區伯權指出，在八十年代中期，保釣運動失去了七十年代初期的激昂情緒，保釣支持者只好由「前線」的示威活動轉到「幕後」工作，推動軍票、強迫苦役勞工、慰安等向日索償活動。而現時的「保釣行動委員會」，正是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在1990年創立的，他聯合法律界人士與區伯權等人延續「保釣」的精神，推動保釣的「幕後」行動。
但在經歷了「六四事件」後，保釣運動的愛國主義內涵再次發生改變，由最初「愛國保土」、「反美反日」，逐漸向民主運動靠攏，與支聯會等人「難分彼此」。現任保釣行動委員會主席陳裕南正是從「六四事件」開始投入愛國主義活動，並在1996年成為了保釣運動的骨幹成員。區伯權亦主動承認自己是「大中華膠」，並指委員會所作的保釣運動和一系列對日索償活動，是民間發起維護歷史真相、堅持公義和為死難者爭回公道，以及爭取諸如慰安婦得到道歉賠償的人道訴求，若然尋求公義、維護歷史、尋求真相被視民主元素，那保釣運動亦算有關連。
王智明指出，部份保釣人士想透過保釣的愛國主義，以及在香港推動民主建設，為內地帶來改變，而科大創立的背後也有保釣人士的參與。然而，這種間接推動民主改造的歷史想像並沒有在內地發生，「這種『歷史終結論』的悖論，使得保釣的政治想像遭遇了很多的挑戰，甚至令保釣人士更為失望。」他續稱，「縱使（保釣人士）對『中國想像』失落，但在九十年代未、2000年以前，香港還是保釣運動的重要基地，九七前後，香港保釣仍然是表達某種中國想像的投射點。」
1996年釣魚台主權問題再起爭議，該年7月17日，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台列嶼的北小島上設置燈塔，隔日，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梶山靜六稱釣魚台屬日本領土，再一次將事件推到公眾的目光前，引起兩岸三地民眾的不滿。此間，香港民眾參與保釣熱情有加，以致有兩岸共同保釣的登島之舉。
在兩岸政府按兵不動的情況下，民間只好組織自發活動，先是近千名市民參加保釣大遊行，以陳毓祥為首的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租用遠洋貨輪「保釣號」在香港出發，往釣魚台宣示主權，在釣魚台附近海域被日艦攔截，陳毓祥不幸遇溺身亡。同年10月，為悼念陳毓祥不幸離世，九十多名本港保釣人士與百多名台灣的支持者合作，在台灣租用三十多條小艇前往釣魚台，最終順利登陸，其中插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正是陳裕南和曾健成。
陳裕南形容，「香港人的心態是『無事無嘢搞』，當時日本惹起世界輿論，個個就走出來。」他們認為，這次宣示主權行動正是保釣運動的分水嶺，其後的保釣運動每隔三五七年就嘗試出船到釣魚台宣示主權，並與內地、台灣、澳門的支持者共同組織行動。
然而，保釣運動在香港所能喚起的愛國主義熱情已大不如前，一方面源於「六四事件」後香港的「恐共」情緒；另一方面與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為了穩定香港而提出的「河水不犯井水」政策不無關係。雖然「河水不犯井水」和「五十年不變」成功安撫港人，亦令香港主權最終能夠平穩移交。但在回歸以來，陸港在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訊息網絡均築起互相隔離的邊界，並未真正融合。即使改革開放初期，部份港人到內地設廠，但往往聚集在廣東省一帶，並未真正融入中原文化圈。
在陸港長久的互相隔離之下，香港的教育制度更改從英國殖民地時期的「去政治化」史觀，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後的一系列事件，港人對內地的認同正式破滅，慢慢與中國漸行漸遠，並開始以香港為本位，締造本土的身份認同感。
上文刊登於第267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31日）《保釣運動50年 香港人還愛國嗎？》。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