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玲案｜設立傳媒用途選項　平衡私隱權和知情權

香港電台新聞節目《鏗鏘集》編導蔡玉玲日前〈4月22日）被控兩項涉及查閲汽車登記紀錄的「虛假陳述」罪被裁定罪成。事件被認為是衝擊香港的新聞自由工作，而她本人亦堅稱「新聞自由無罪」。涉事的報道《鏗鏘集：721誰主真相》剛剛獲頒兩個新聞獎項，她為公眾利益所作的貢獻與其報道的新聞價值均是毋庸置疑的，惟無奈的是，道德上的「對」並不等同法律上無罪。市民私隱當然應該得到保障，但公眾知情權利同樣值得維護，特區政府理應在查冊系統增設傳媒用途選項，方能更好平衡兩者。

港台編導蔡玉玲（37歲）早前被控兩項「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罪，她涉及於2020年5月17日及6月10日，為取得私家車LV755的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明知而作出虛假的陳述，即表示她申請證明書，作出與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的用途，進行法律程序和買賣車輛以外的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第111(3)(a)條。案件上周四（4月22日）宣判，裁判官徐綺薇判蔡兩罪合共罰款6,000元。

事件引起傳媒和公眾嘩然，質疑當局是借此打壓新聞自由。然而，對於法庭而言，無論蔡是否本着良好動機並不重要，需要考慮的是蔡所作的陳述是否虛假；換言之，在討論公眾利益之前，蔡玉玲到底在法律上有否干犯「虛假陳述」罪名？

就此，控辯雙方圍繞着三個要素爭拗，即「明知」而作「要項」上的「虛假陳述」。

為蔡玉玲辯護的資深大律師陳政龍指出，蔡查冊的目的是調查車輛運載疑犯和武器的車主，而被查冊車輛涉嫌直接用作犯罪用途，與交通運輸事宜有關。而「在要項上」，陳指車牌查冊系統當中所列舉的「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選項，字句籠統，沒有指引定義，且坊間用途廣泛，傳媒查冊亦關乎公眾利益，若以狹窄理解這說法並不合理，故認為不能證實被告是「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

可是，辯方的陳詞並未被裁判官接納，徐官在結案時指，蔡不只是利用證明書資料查找車主身份，更用來採訪和報道，這與她聲稱資料用作交通及運輸事宜不乎，故認為蔡申請時是「明知」她是用作「查找」、「採訪」及「報道」。

而「在要項上」的定義爭議，徐官指出，蔡和涉案車輛並不涉運輸事宜，她亦非與該車在道路上發生過意外，而需要索取對方的資料；蔡申請資料的用途與該車本身完全無關，甚至乎她所報道的事件和懷疑牽涉罪行，亦非其他有關的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因此裁定蔡「虛假陳述」罪名成立。

這樣看來，蔡無疑是在明知的情況下作出虛假陳述，而被裁定罪成。不過，報道真相是記者的職責所在，「查地契」、「查公司註冊」、「查商業登記」及「查車牌」等，亦是傳媒追查真相的常用方法，為保障公眾知情權的傳媒手段。但以「查車牌」為例，當局在相關申請書上只有「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及「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這三個選項，並不設傳媒用途，這變相是在扼殺傳媒查冊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記者「查車牌」時，原本的申請書上設有「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及「其他，請述明」這三個選項，記者一般都選擇最後者，以免觸犯法例。不過，在反修例風波期間，網上「起底」問題嚴重，有指警方就此於2019年10月就相關系統索取車牌資料與運輸署溝通，探討優化查冊空間。不久，運輸署恰巧「優化」了車輛查冊的申請表，把「其他，請述明」改為「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令傳媒在別無他選之下，只能夠「鋌而走險」，選擇比較接近的選項。

事實上，以往特區政府長期與傳媒保持默契，容許傳媒在明知作出虛假聲明的情況下進行查冊，而陳政龍亦在庭上指出政府每年收到關於查冊的申請數字，數以千計都來自傳媒。但警方開始嚴格執法，事前卻未有知會傳媒，令蔡反成了政府「打破默契」下的「首位犧牲品」，可以說蔡是「不知者不錯」。

無可否認，個人私隱受保護是理所當然的，但傳媒也應該享有以公眾利益為前提的查冊權利，特別當事件涉及重大社會事件。而私隱專員於2016年回覆傳媒查詢時亦曾引用條例豁免傳媒披露個人資料的情況，表示「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發表有關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便可獲得豁免」，絕非毫無限制地濫用系統，侵犯市民私隱。

當局收緊查冊選項，並配以嚴格執法，或可堵截市民濫用查冊系統，但更為理想的做法應該是，當局在查冊系統當中設立傳媒選項，容許已經政府登記認可的傳媒以公眾利益為前提進行查冊；同時加緊對私隱權利的保護，以免有人基於私怨濫用系統，同時平衡私隱權和公眾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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