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看自身｜拋開自欺光環 鞏固自身價值
「二十年前，人們會稱香港為『世界的瑰寶』，十年前，可能形容香港為『中國的寶藏』，現在則是『大灣區的樞紐』。如果香港還不好好把握自身優勢，下苦功創新、改革，便會淪為真正的『中美間的磨心』。」黃裕舜用四個稱號總結了香港角色的變化。無論是因沉溺於「屬於西方世界」的一廂情願，還是全力抗拒「中國主權」的政治現實，香港都沒理由、也沒空間再迴避現實。正視問題、重新看待自身才是當務之急。要知道，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的經濟與社會制度卻不被內地限制，「一國兩制」便是香港被留白的無限可能。
「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報道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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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特殊授權
「不聽不看」是否定思維的典型做法，也是很多港人自欺的慣常思維。黃裕舜打了一個通俗易懂而一針見血的比方來形容港陸關係：就像是告訴彌留之際的末期癌症病人「你將命不久矣」，病人非但不信，反指醫生「黑心」。而當病情真的急速惡化，病人或其家人則會責罵是醫生「一手造成」。「這有點像香港與內地，剛開始，香港覺得內地這麼貧窮，沒可能超越自己。但人家追上來了，你又騙自己『看不見、看不見』。而當自己逐漸被取代、奄奄一息之時，便指摘中央『都是你一手造成』。」
正如陸恭蕙在前文所言，放下偏執是困難的。「1997年，當香港變回中國的一部份，這是壞事嗎？中國的發展日新月異，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得到了一個這樣的國家，這是我們以前所沒有的。」陸恭蕙說。她並不認為香港在國際上的發展空間正在「縮小」，因香港仍有很多權力，這是北京、上海無法比擬的，「香港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這同時成立。總不能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就覺得是國際的，作為中國最開放的城市就覺得不夠。」
張炳良亦提及香港的優勢—內地城市無法比擬的權力，如享有一定的外事權。《基本法》第七章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比如我做運房局長時，就需與外國談航權—這是回歸後中央政府及《基本法》授權香港的。」張炳良說，「隨着中國愈來愈開放，與世界聯繫起來，香港本應發揮全球樞紐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也是一樣。」
有限角色無限潛力
但他同時承認，中國的外交關係對香港有着直接的影響，如中美關係轉差，一些國家要求停止與香港的一些合作協議，而按照「雙邊關係」的做法，中國也要宣布香港和這些國家的關係無效。換言之，遇到一些衝突性情況，中央可代香港做決定，因香港的外事權是由中央授予。「據我觀察，一些西方國家對香港的限制，包括停止雙邊協議等，基本上都是對方先終止，中方才回應。儘管如此，香港在當中也會非常被動。相反，如果兩國關係良好，香港的空間就會大些，對外也可更活躍些。」張炳良分析。
「香港不能再幻想自己是超然於中西以外的角色，且這個角色在『冷戰』形勢中將吃力不討好。故這時，香港應擔任對外『連接口』的角色，而非『中間人』。」黃裕舜指出，「自國家對外方針由韜光養晦轉為更強硬的模式後，便不再需要中間人的角色，所以香港要找到新的位置。」但近兩年，在政治上，香港不但屢屢自毀前程，逐漸淪為中美「磨心」，經濟亦不斷下行，前景一片茫然。2000年，香港的GDP約佔全國GDP的14%，但到2020年已跌至2.6%左右。黃裕舜表示：「在這個政治、經濟現實下，香港對國家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但作為國家的一份子，我覺得香港還可以做三件事去幫助國家、自身平穩地崛起。」
首先，香港可充當「協調者」的角色，有部份深諳國外文化民情的港人與海外國家有一定的聯繫，便可在香港與海外的對話中擔當重要的參謀角色，組成香港的「軟實力」部份。同時，黃裕舜認為，香港也需反思自己在文化教育範疇中的橋樑角色。「如在中美之間，隨着世代更替或種族歧視，二者間的橋樑不斷被割裂。香港完全可重塑這個角色，加強一些非政治敏感範圍的聯繫。這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把持住「老本」—金融。黃裕舜指出，香港應把握自身制度優勢，擔任跨區域的融資和法律裁判角色，同時幫中國化解一些區域性的、跨越東南亞甚至亞歐之間的資金融通問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曾於2015年撰寫《「一帶一路」與香港國際融資中心的角色》一文，分析香港在當中的重要位置。文中指出，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香港作為僅次於紐約、倫敦的全球金融中心，不僅具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及人才培養體系，還是具相當規模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及內地企業重要的境外融資中心。所以，香港應藉此機會強化自己的全球金融中地位，尤其是國際融資中心功能。同理，如此角色在現下的大灣區中也可有所發揮，彰顯獨特地位。
黃裕舜強調，對於政治現實，港人可以不喜歡，可以排斥，也可以裝作看不見，但這是沒有意義的。「香港目前有兩個選項， 一是如上所述，在國家發展中找到自己的特殊地位，二是繼續與國家作對，最後自毀長城。」
從政者的「三套論述」
相對於黃裕舜提出的切實方向，陸恭蕙更在意港人的「底層邏輯」，而若要釐清這個根本邏輯，便需要香港從政者的能力與力量。「要注意的是，雖然香港的主權在北京，但香港政府的自由度其實很高。很可惜，1997年之後，港府始終未有清晰的策略，在香港、國家、世界的這三個維度作出清楚的定位及規劃，所以，我們一直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
陸恭蕙表示，香港需要對國家、對世界證明，自己仍是個有實力、有潛力的地方。而這需要本港從政者擁有三套論述：「一是用廣東話與香港市民講話；二是要用普通話跟內地同胞講話；三是要用英文與國際對話。」
當中，「講廣東話」是指從政府到黨派，應幫助港人認清政治現實，為香港作出切實的規劃，找到適合香港未來發展的定位。而「講普通話」，則需與內地進行交流，在「一國兩制」下尋求兩地的合作。而面向國際，則是對世界證明與表態，香港在國際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及價值。「這要求我們的從政者不僅要講得通這三套論述，還要講得『動聽』。但自問，香港現在『搞政治』的這些人，還沒有這個能力。」陸恭蕙苦笑。
或許，正如陸恭蕙所言，港人總是慣於作出「絕對」的判斷，將自己貼上「西方香港」的標籤，同時拒絕「中國香港」的事實。當盲目的人愈來愈多，香港還能否有魄力拋開自欺的光環？作為國家特殊的一部份，香港能做的遠不止大灣區的一個城市、中國的一個特區，而是亞太區乃至國際的重要樞紐。當中國已經開始「平視」世界時，香港有沒有做好準備「正視」現實？
上文節錄自第26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9日）《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香港看自身 拋開自欺光環 鞏固自身價值》。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