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看西方｜一場鏡花水月的幻想
今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改革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無論是《港區國安法》的重壓，還是此次大力度改革選舉制度，都基於兩個層面：其一，中央擔憂香港成為美國對抗中國的政治籌碼—近年來，本港反對派多次邀外國，尤其是美國出手制裁香港；其二，香港人心未回歸，是中央一直以來的「心病」。
「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二
承接上文：香港看世界｜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
如上文所述，無論是中央對香港的看法，還是港人自己的定位，都是「親西方」。不可否認，作為中西文化的交匯處，香港人自然受不少西方價值文化的薰陶。但相對於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下內地乃至亞洲興起的「崇拜西方」的氛圍，香港對西方的情感並不只是推崇，而是全方位認同，甚至將自身也定位為西方世界一員。如此情感從何而來？這究竟是對「外國月亮」的仰望，還是鏡花水月的一廂情願？
「西方香港」基於英國殖民
作為「50後」，張炳良這代人經歷英殖時期，參與學生運動，接受西方文化薰陶，對西方的價值文化既有認同，也有保留。
他指出，香港有一百多年是以英國殖民地的身份存在，而英國又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員，香港人在英國統治下，必然和西方友好，表現為在貿易、文教等領域的發展較嚴重地傾向於歐美國家。也正是在英國的影響下，香港人在心理上很自然地會「親西方」，無論是旅遊、教育、信息來源，還是對時尚的關注，基本上都是由西方驅動的。而國際看香港，自然也是「西方世界的香港」。與此同時，內地在六、七十年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不太平的事件，經濟嚴重滯後於香港，香港因而盡量避免與內地「走得太近」。
張炳良表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從來就沒有經驗，無論是政黨還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比較複雜的全球性政治上應如何定位。回歸前，英國代表了香港；回歸後，不再被英國統治的香港很難繼續使用「香港是西方世界一部份」的概念。但從中央的角度看，香港只能是「中國香港」，而非「西方香港」—當然，香港仍可與西方保持良好關係，但當中有了許多「中國香港」的定位變化，這令許多港人難以接受。
然而，「受西方驅動」的趨勢並不只是發生在香港，全球潮流亦由西方引領。張炳良解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整個世界都是按照西方定義、主導的國際秩序來運行的，如全球的金融制度。即使今天的中國已如此強大，但仍未有主導能力，因為這些秩序是過去一兩百年間逐漸構成的。你看，連大家講的『現代化』、『全球化』等，也都是西方定義的。」
他分析指，即使近年來，亞洲地區在全球化趨勢下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也增加了更多話語權，但在外交及地緣政治層面仍有「親西方」表現。美國在西方國家中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最強，甚至制定了許多國際秩序，所以亞洲部份國家會更直接地「親美」。但從這個角度看，「親西方」或「親美」不再只是簡單的「崇洋」，而是緊密的利益聯繫。
當「反中親西」成為「DNA」
作為早期的民主派，張炳良表示，美國在全球致力推動自由民主，保衛人權。從七十年代起，美國開始將這些概念作為外交策略。1989年東歐劇變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認為要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走。
對於在香港積極推動選舉民主的泛民主派而言，歐美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價值與自己的理念非常接近。當中部份人士欣賞美國在價值觀上的推動，較「親近」美國，也有一部份人由於參與當時的學生工人運動，在意識形態及思想理論上較傾向「反美」。
1967年，香港的左翼人士發動「六七暴動」。張炳良憶述：「因為我們同情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有保留。當時我們稱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為『美帝』，帝國主義嘛！在國際上，這種意識形態是比較左翼的⋯⋯我們成長於這一代，並成為那個時代的活躍份子，所以對美國有所批判—但這並非簡單的『反美』，而是不盲目地、辯證地看待美國。」
面對1997年的回歸時，出現了「民主回歸派」，他們支持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應落實全面民主政制。匯點是首個主張民主回歸的政治團體，認為「1997不是香港的終結」。作為匯點前主席，張炳良表示：「當時我們認為，『九七』不應被視為香港的『大限』，而是一個契機、一個新的機會。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之後，香港應成為非常開放、活躍的地方。然而，這樣想的人只是極少數，反共情結在當時幾乎成為港人的『DNA』—北京也非常清楚，所以才作出了『一國兩制』的特殊安排。」
當親西方、反中國（部份人稱反中共）成為「DNA」，難免會產生先入為主的判斷，並盲目地相信這種判斷。
2020年美國大選之際，英國市場數據分析公司YouGov調查亞太八地和歐洲七國，發現有36%受訪香港人支持特朗普。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者葉健民當時於《明報》撰寫《不談普世價值，怎會有國際關懷？》一文指出，本港有很多抗爭派支持特朗普，是希望特朗普延續反華政策，因社運挫敗，只能寄希望於國際社會支持。而在這個世界上，有特朗普圍堵中國，所以期待中國自新冷戰壓力下調整對港政策，甚至陷入崩潰。這也就是「反華者是反中者的朋友」的邏輯。
把普選當作「安全鑰匙」
亞洲地區對西方的崇拜一直都在，內地也不例外，「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便經常被用來諷刺內地過度崇洋媚外的現象。黃裕舜則表示，在香港，對西方主導的文化及價值的追求，不只停留於「外國的月亮更圓」的層面，甚至可以說到了「外國的月亮是唯一月亮」的程度。
他指出：「我擔心這個現狀。部份港人對國家的仇恨往往來自非常主觀的不信任，由於過去發生的種種，對國家產生非理智的恐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支持特朗普？為什麼這麼多人相信他可以制裁中國？現在的民心甚至有點『歇斯底里』了⋯⋯」
而在內地的愛國狂潮中，「小粉紅」則被視為無腦群體，不僅在內地輿論中掀起熱議與反思，也屢次成為港人諷刺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當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頻遭民粹騎劫時，卻鮮有港人批評。特朗普在大選中落敗後，其支持者持械闖入國會山莊，企圖阻止國會議員認證美國大選結果，導致五人死亡。難道港人看不到民粹的可怕？抑或假裝看不見？
黃裕舜指，這並非「是否看得見」的問題，而是大家是否將其看得那麼重要：「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態度和立場經常會很右翼，在社會、經濟層面很保守，會為民粹叫好。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網絡討論區中，全都是為特朗普叫好的聲音—打敗精英！」而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人們將對香港本地的政治經濟精英的憎恨投射在美國身上。也就是說，民粹主義在他們的眼中，是與精英主義的對抗。
談起港人對普選的執念，黃裕舜指出，普選之於港人而言，是一把「安全鑰匙」，但若中央對香港完全不信任，有普選又能如何？況且，現實是如今香港的bargaining power（議價能力）是零。而這樣近乎固執的追求並不能只怪罪政客、泛民及媒體。「許多港人願意死心塌地相信普選是『萬能藥』。因為一旦不再相信，取代這個論述的，將會是更加可怕的思維—除普選外，港人看不到其他美好的未來—從失望到絕望， 從絕望到憤怒，從憤怒到毀滅性思維。」他對此表示擔憂。
他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憂慮：「是否是2019年的社會運動破壞了香港？其實香港的信心不是被一場社運破壞的，而正是它背後所象徵的—回歸後第一次大規模警民衝突的這個疤痕很難抹去，這也是港人第一次將恐共情緒變成自己的政治論述，甚至期待政權倒台⋯⋯這令我擔心，這些荒謬、不切實際的想法，正是很多年輕人的想法。但這些排中、反中情緒，則是普選也無法解決的。」
有着海外求學經歷的黃裕舜曾撰文稱：「因為鍾愛自己國家而忽略別國的好，是一種傲慢，也是一種不幸。因為對自己國家的不滿，而對別國的低劣行為視而不見，是一種無知，也是一種無能。」他表示，在國外經歷的歧視很多，而這些針對種族的歧視，不會因為「I am from Hong Kong」（我來自香港）而減少。「無論你作出多大努力改變自己以迎合、融入他們，都無法免於不公對待，這就是種族歧視的悲劇。儘管我的英文發音已經練習得很標準，但還是會因為我的亞洲面孔而遭遇歧視。」他無奈地說。
繼續閱讀：香港看國家｜如何從抗拒到接納
上文節錄自第26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9日）《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香港看西方 一場鏡花水月的幻想》。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