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出路 ‧ 三 | 公民黨：涅槃重生或解散政黨？
全國人大會議早前審議「建立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草案期間，香港法院正在審理47名因去年參加「35＋初選」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的泛民人士。停滯不前的政改進程突然迎來重大變化，但昔日力爭普選的一眾政客，可能再也沒法實踐從政理念。民主黨徘徊在棄選立法會的念想中，公民黨也面對「退黨潮」和解散壓力，一些仍然有志服務市民的政治素人則在地區工作中掙扎，務求留守至最後一秒。反修例風波過後，中央先是制訂《港區國安法》，再重塑「愛國者治港」從政規則，屢受挫敗的民主派究竟何去何從？
【泛民出路系列 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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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沒影響就一定是騙你的，加上在這個政治環境下有如此大的變更時，考慮的就不只是自己能否實踐抱負，還包括家人的擔心、個人的考慮。」當記者問到公民黨秘書長梁嘉善有關黨友被捕及退黨潮時，她坦然說道。自反修例運動至今的兩年來，公民黨打着爭取「民主自由」的旗號，站在民主運動較前線的位置，這個定位令他們得到不少市民的支持，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上也大獲全勝。可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也是他們走到現時這個「死胡同」的其中一個原因。
自去年6月《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公民黨形勢急轉直下，先是在7月立法會選舉中有四名參選人被DQ，其後更爆發「退黨潮」，多名區議員退黨。而在47名被捕民主派當中，有五人為公民黨成員，包括譚文豪、楊岳橋等中堅份子；被視為公民黨明日之星的李予信、鄭達鴻亦在五人之列。就「退黨潮」的問題，梁嘉善表示這段時間有黨員感擔心，所以會有人退卻或換身份。當看到有人「跳船」、看到黨內成員或區議員們一個又一個地選擇離開，「一定不會是一些振奮士氣的事。」
剛剛成立十五周年的公民黨早前舉辦退修會探討前路，據悉在會議上曾經討論過「解散」的選項，但似乎還是「主留派」居多。作為其中一名公民黨的新生代，梁嘉善表示黨內對於解散一事還未有明確的決定，但她對於公民黨的力量還有一點信心，「我們有黨員、有人脈，做起事來當然會方便一點。」雖然年輕成員希望保留公民黨，但對於黨的前路，還是處於一片迷霧之中，「在現時這個時勢，很難界定自己應該做什麼，因為每天都在變化，沒人知道身邊的人在明早6時後會發生什麼事。」
公民黨由創黨之初便定立目標，希望能成為執政黨，但對於現時的他們而言，這個目標已遙不可及。在公民黨找回從政的意義之前，當務之急要處理的是內部分裂的問題。
藏先天性缺陷 黨內難有共識
對政局的恐懼及前路的迷茫，並非唯一令公民黨爆發「退黨潮」的原因，黨員向心力低才是較重要的因素，而這可說是公民黨的先天性缺陷。公民黨向來都被視為民主派的「藍血」政黨，黨員大部份都是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他們各有自己的業界利益、對議題的看法，往往無法在黨內取得共識。公民黨曾於2016年的《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中出現「一黨三投」的現象，同一議案，黨員卻有不同意見，甚至在立法會的投票中顯露這個問題，證明黨內凝聚力極低。失去內部凝聚力的政黨難免會發生「退黨潮」，但既已發生，留下來的年輕黨員如希望繼續營運政黨，就必須令公民黨成為一體，否則在現時的艱難時勢中前進，黨內的分離最終只會成為道路上的「絆腳石」。
立法會曾經是民主派從制度內作出改變的途徑，如今卻成為民主派最為糾結的事情。被中央修改的選舉制度，令民主派無所適從，打亂了他們的從政思路。民主派本欲藉在議會的過半數否決權，要求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否則或會引發特首必須辭職的憲政危機；他們甚至打算左右下屆特首選舉，包括依靠區議會的117個議席、立法會議員的當然議席及以個人票為主的專業界別等，取得足以影響特首人選的主導權。但改制後，選委會可能取消區議會議席，另增加全國社團代表界別，而所有候選人還須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及得到選委會提名，令民主派「入閘」機會難上加難，遑論要「造王」。
對梁嘉善而言，這個選舉制度是新穎的概念，資格審查、選委、地區直選、功能組別，全都不再是她熟悉的情節。正因多種擔憂及未知之數，令公民黨成員對選舉反應冷淡。梁嘉善指出，以往2、3月開始便會籌備7月的選舉，但在今年這樣的環境，難以像從前一樣很快就定下誰會參選，「現時還沒有聽到（黨內）有人就選舉有一個很強烈的表態。」而她本人也對參與選舉的意義感到迷茫，正在反思參選能為香港市民帶來何等作用：「我相信外界對整個選舉制度一定有失望，而當香港人這樣失望的時候，我們說『玩』還是『不玩』到底代表什麼？這是很重要的。」
選舉本身帶有民主的意義，不論參與選舉的人數多與少，這本來就是一個爭取民主的概念。市民可能會對現時的選舉制度感到失望，但不要忘記選舉只是一種手法，一種令民主派能夠進入制度的方法。
不論制度內外 均可發揮作用
記者問到假如公民黨不走進制度，對市民來說是否一個損失？「的確，不在制度內，只在政治圈中，不知記者們和公眾會否覺得我們連最後一道力都沒有了，只是在圍圈『吹水』。或者在制度外，因為所有民主派都不『玩』這個制度，令民主派的力量掉轉成為市民的信任基礎。」梁嘉善對於市民的反應抱有疑問。
其實，制度內也好，制度外也罷，只要政黨願意繼續聆聽市民訴求，成為他們的代議士，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監察政府言行，也可以得到市民的支持。反而在制度外的民主派不再「玩」這個制度時，他們對於市民的助力又可以有多大？這不只是公民黨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全港民主派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雖然對選舉一事仍感迷茫，但梁嘉善還是認為，不論在制度內外也可以發揮作用，「在制度內的話，至少可以揪那些官出來問，他們也會諮詢我們，但現在他們都不當我們是主要政黨，還是面對面質詢比較好。」她認為，留下來爭取資源就是制度內可以做到的事，「至少可以叩到個官道門。」
公民黨之名源於其「為公為民」的創黨理念，但這個理念似乎已隨着近年的民主運動被「拋諸腦後」。「為公為民」中的「民」到底是「民主」還是「人民」？或許這次的風波能令公民黨重新反思他們從政的初心。
「民主是令市民生活安穩的其中一個方法，最終目的是大家能安穩生活，大家都獲公平對待，不因任何先天性原因而被忽略、被剝削。」這是梁嘉善對於民主的反思。的確，「民主」從來並非一個目的，而是達至良政善治的其中一個手段。它固然有其價值、是一個集體決策模式，而這一種決策模式能令人民在社會中具有公共政策的「參與權」，賦予人民監察當權者的能力。但「民主」並非與「民生」劃上等號，民主政體所關心的是政府的權力來源，並非着重於政府的權力界限。過份執着於政府權力來源容易忽略人民真正的需要。至於不能進入權力核心的代議士，又是否能發揮作用？
基於內部向心力低的先天性缺陷，令曾風光一時的公民黨走到解散邊緣，但公民黨新生代並沒選擇放棄，梁嘉善表示公民黨未來將會多接觸民間團體，投入公民社會內，「在制度外，我們曾想過處理大家的權益問題，例如有關《建築物管理條例》的一些權益事情，這些都是empowerment（充權）的過程，莫說要做政治，其實去empower一個人，已可以令他們知道自己的能力，將來發生的事，將來再說吧。」她指公民黨將會努力與同行者、支持者共同思考在疫情下應如何助經濟復蘇，或思考如何在這個充滿失望的社會中繼續走下去，並專注於諸如婦女權益、居住權益等問題之上。
在挫敗中找出路並非容易，但從地區工作之中，或許能讓公民黨找回以往「為公為民」的初心。
上文節錄自第25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3月29日）《中央重塑從政規則 泛民政黨何去何從？》。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