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錢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經濟治理需要有為政府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在走馬上任之前，信誓旦旦宣布了一份新經濟刺激方案，雖在人們預期之內，但1.9萬億美元的規模還是大大超出了市場預期。同一周，中國政府公布了2020年全年經濟運行情況，也同時為來年做了經濟規劃。一動一靜，兩種取態，兩套管治思維躍然紙上。
眾所周知，美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的表現十分被動。雖然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均出台了一定的防疫措施和居家隔離政策，但未有很好地落實。其結果就是，作為全球科技、醫療水平最高的國家，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反而冠絕全球。此外，疫情的反覆讓美國經濟始終難得喘息之機，世界銀行預計，2020年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下降3.6%。
盲目派錢 美國政府避重就輕
面對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美國政府的做法卻十分簡單粗暴，核心思路就是派錢—給企業派錢、給居民派錢、給市場派錢。去年3月疫情爆發初期，美國政府向社會各界提供了2.2萬億美元的紓困資金；在這筆資金告罄後，美國政府又於去年年底再次推出9,000億美元的紓困方案；新上台的拜登更提出了規模高達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但基本上，三次都是同一個套路—派錢。
為了配合美國政府，聯儲局（Fed）早在去年3月就宣布「將根據需求購買國債和機構按揭抵押證券（MBS）」。這意味着聯儲局不再對資產購買計劃設限，美國正式開啟「無限量印鈔」模式。在不足一年時間，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擴張了近四分之三。美國政府的公共債務規模已經超過美國的GDP。
如果將經濟比作內燃機，派錢就相當於向內燃機裏加注汽油，雖然不能保證其全力運轉，卻能保證內燃機持續運行。美國政府的這種政策事實上是一種偷懶的做法，因為美國經濟這台內燃機之所以要停止運轉，是因為疫情「堵塞」了氣缸，只要疫情未受控，經濟活動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派再多的錢也不會改變這一事實。
當然，疫情只是引發美國經濟走下坡的一個引子。美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在於產業空心化、貧富差距過大。雖然美國的GDP逐年上漲，可是，經濟發展的紅利沒有惠及所有人，愈來愈多民眾感到被拋棄、被遺忘，這才有了反全球化思潮、貿易保護主義和特朗普的上台。
與中國經濟一樣，美國經濟面臨的也是結構性問題。不同的是，美國並不缺乏尖端產業，缺少的反而是能夠增加工作崗位、提供穩定就業機會的普通製造業。美國需要「再工業化」，需要解決社會分配問題。簡而言之，美國政府不能做資本的代言人，而應該為美國民眾服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萊因（Ezra Klein）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主黨要做的事很簡單，就是「盡快幫助民眾」（Just help people, and do it fast）。
然而，僅僅派錢不足以真正幫助美國民眾，他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工作機會、更加公平的社會分配機制。這一點，美國政客或許也清楚，但是，要改變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需要一個有決心、有魄力且團結的政府。對於當下兩黨分歧嚴重的美國而言，美國行政和立法層很難就結構性改革議題達成一致，只能不斷派錢，避重就輕。
積極應對 中國政府規劃長遠
反觀中國，作為最先大規模爆發疫情的國家，中國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採取了嚴格的居家隔離政策，全國範圍內的經濟活動幾乎一度停滯。去年第一季，中國GDP同比下降6.8%，創下有統計以來的最差紀錄。中國政府的隔離舉措雖然在當時頗受西方媒體詬病，被認為是過度且不人性，但事後證明，這些措施成功遏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是科學和有效的，而西方國家後來也效法。
疫情在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更像是一個插曲，由於嚴格執行防疫工作，中國工業生產部門在去年第二季度基本實現了復工復產。此後，企業和居民逐漸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陰霾，經濟恢復增長，去年第四季的GDP增速已升至6.5%。
事實上，自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已開始逐步退出寬鬆的貨幣政策。隨着經濟成功「V型」反彈，中國政府更擔心債務槓桿的放大和金融泡沫的產生。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於去年8月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上撰文稱，「高風險影子銀行生存的土壤尚未完全鏟除，稍一放鬆監管，極可能全面回潮，導致前功盡棄。」郭樹清表示，利率下行一致性預期強化後，有可能助長槓桿交易和投機行為，催生新一輪資產泡沫。
對於中國而言，「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是中國在經濟治理中的關注重點。中國政府致力於不斷推動產業升級，以適應國內市場的需求。從這點來看，相比疫情，美國在科技、金融、外貿等領域對中國的打壓，反而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造成更大威脅。
隨着中美博弈日趨激烈，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決心也日益堅定，有關更多改革內容方案請閱讀《香港01》周報電子刊全文。
上文節錄於第25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25日）《派錢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經濟治理需要有為政府》。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