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二｜「預防性」教育須從小做起
社會先後經歷去年的反修例風波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業率持續上升，隨着「保就業」計劃於去年11月底結束，今年將會迎來新一波的失業潮。近日，社會接二連三發生倫常慘劇，令人再次關注精神健康問題。學校作為社會縮影，又是建立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意識的重要基地，究竟在現時的教學體制當中，如何幫助學生從小建立「抗逆力」？政府又是否重視心理健康教育？
承接上文：心理衞生教育的缺失 港人精神有病不自知
「很多學校好像『救火隊』，一有事發生就去『撲火』，撲完一單，又有另一單，沒完沒了。」香港學校輔導專業人員總工會會長章景輝形容，現時學校的心理健康政策多是「重治療而輕預防」。雖然政府近年也推行預防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政策，但每以「校本」為主導，沒有全面統籌、檢視不同學校的心理教育發展方向，故此，縱使每年投放眾多資源到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援系統上，卻往往是「藥石亂投」。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投放了很多資源到學校，但錢花在哪裏？」以小學「一校一社工」政策為例，學校除了獲得局方資助，開設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以外，開辦12班或以上的學校可根據班數，獲得一筆過的「額外津貼」。另外，學校還可獲發一筆「諮詢服務津貼」，以資助校方用於諮詢、督導或其他支援學校社工的相關服務。
章景輝卻指，局方以「校本」為由，讓校方自行使用相關開支，無法確保撥款投放在推動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務上，「沒有明確指引學校要買什麼服務，或者進行怎樣的支援計劃。」這變相令學校可用津貼聘請教學助理，而非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援系統。
價值觀教育照本宣科
更深層的問題是，是否單純投放資源便可解決問題？任由「校本自主」，難以確保資源「用得其所」。再者，學校作為培養學童正確心理健康意識的重要場所，需要將心理健康意識滲透到不同學科當中，讓學生從小認識自己的情緒和精神狀況，並適時尋找幫助，但現時往往只着重「價值觀教育」，難免淪為紙上談兵。
身兼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的迦密愛禮信中學校長何玉芬認為，在經歷了過去一年的社會事件後，學界普遍認識到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問題，「在愈見複雜的社會中，面對家庭和社會突如其來的變化，總會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及福𧘲。」
她指出，學校的心理健康支援和教育可分為三個層面：（一）預防性，預知特定年級面對的成長挑戰和發展任務，比如中一及中二學生會面對建立人際關係的問題，目睹或被欺凌都會極具破壞性，而學校就需要在事情未發生前，做預防性的教育；（二）發展性，即培養學生的抗逆力、堅毅的精神、對人的關心、接納、同行等，可通過不同學科和課外活動，幫助學生建立基礎心理健康素養─情緒、精神健康的認識、管理和預防；（三）補救性，給予學生、家長額外的心理和資源支援，聯繫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介入個案。
何玉芬坦言，雖然教育局重視心理健康教育，但方針及投放資源的方向，未必能滿足實際需要。
教育局在2017年修訂《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明確規定心理、精神健康教育的課時和教學重點，並早於2001年提出中學教育七個學習宗旨，其中國公民和全球公民身份認同、共通能力、生涯規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均可看到局方甚為重視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培養良好心理素質和養成行為習慣。
共通能力包括：溝通能力、明辨性思維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按學習階段分為起步、發展、成熟三個階段，設定具體學習目標，幫助學生建立健全的人格、基礎心理健康素養和行為習慣。
此外，局方要求每間學校初中預留8%學時（即三年內約220小時），用作跨學習領域教育，當中亦包括價值觀教育，要結合生活事例教導學生在個人成長、家庭、學校及社交各方面的正確態度，而高中則要求有5％課時。可見，局方的確將價值觀教育等預防性和發展性的教育內容滲透到不同學科之中，試圖幫助學生建立基礎心理素養。
然而，這些內容或流於表面：「道理誰沒聽過？如果拿起教材照本宣科，就可培養學生的心理素養，便不會有那麼多問題了。」何玉芬認為，最重要的預防和發展心理健康教育，從來都不在局方分配的課時及教材當中。
幫助學生建立聯繫感
她認為，心理健康教育理應融入校園的各方面，而課堂只是教育的其中一部份。她以自己的學校為例：「初中學生每周要上『正向教育課』（academic and positive education period ），內容涵蓋學習策略、個人習慣、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以情緒為基礎，學習人際、關懷與道德、責任的相關知識、技巧、態度、信念之教育過程，令學生認識自己的情緒，建立與人相處的方式。」
而在說教以外，她認為教育在於體驗、陪伴和建立，並結合課本、課堂活動、特別支援小組等形式，幫助學生潛移默化養成正面的價值觀。比如，通過舉辦義工服務活動，讓學生了解到社會不同群體的需要，從而培養他們的同理心，並透過這種團體活動建立聯繫感（connectedness）。
她指出，求學時期是建立聯繫感的重要階段，也是「一念之差」的關鍵，「研究發現，學生選擇輕生，往往關乎朋輩、師長、家庭、學校所帶來的聯繫感；聯繫感強，生活的正面思維、學習動機和生活滿足感（life satisfaction）都會大大提高，更易感受到學習、生活的意義。」
另一方面，學校要為家庭聯繫感較弱的學生提供陪伴和指導支援。以師友計劃為例，學校利用社署的兒童發展基金，推行以個人成長為主題的校本計劃，包括個人發展、目標儲蓄、友師配對計劃，要求學生在歷時兩年的活動中，每月與友師會面一次，透過討論不同的議題，逐步建立關係。友師陪伴學生成長，幫助學生規劃未來發展方向，並提供多個觀點與角度解答學生的成長難題，逐步建立學生的自信和能力。
「學校最需要做的，就是去除校園對情緒健康、精神健康問題的污名化，情緒有正面、負面，並不是說只有正面才沒有問題，要明白自己的情緒狀態和需要；要創造一個同行、互相支持的環境，增加老師、同學、社工、輔導員之間的信任，即使發生事故，學生也可即時聯繫社工。」何玉芬說。
學校做幾多見人見「志」
何玉芬承認，課堂以外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動以「校本為主」，取決於學校的教學理念和老師的投入程度，成效「因校而異」，「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援系統，需要全校共同推動。同事要額外編寫校本教材和舉辦活動；社工、老師額外花時間了解學生及其家庭問題，才能及早介入。每間學校願意做幾多，用什麼方法，每每見『人』見『志』。」
她建議政府可參考特殊教育津貼的做法：「比如，支援特殊教育需要的主任只負責三成教擔，剩下的七成時間專責處理學生支援工作，另外一、兩位支援教學需要的老師，除去七成教擔以外，還需專責處理支援工作」，應給予教師更大的空間，開放學位教師名額，令學校能指定若干教員專責推動心理健康教育等預防性工作，培養學生的抗逆力，「有些學生一直很正常，但就毫無預兆地輕生，如果有事發生才教育，其實已經沒什麼可以做了。」她總結道。
上文節錄自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4日）《「預防性」教育須從小做起》。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