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一｜心理衞生教育的缺失 港人精神有病不自知
人人期望身體健康，精神健康亦是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據醫院管理局估計，全港每七名市民，便有一位患上常見的精神障礙或疾病；可是，每當提起精神病、精神問題，不少人都避而不談，甚至對患者敬而遠之，更甚的是，即使自己出現精神問題，通常也不會求醫。為何大眾的求助意欲偏低？是否心理衞生教育存在什麼缺失？
東華學院及香港心理衞生組織在去年5至8月間，在網上向516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進行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在疫情下的精神狀況及求助情況，其中近四成半受訪者為35歲或以下。調查發現，近五成受訪者出現焦慮或抑鬱徵狀，值得注意的是，意識到相關徵狀後，願意主動求助的人只有不足兩成。即使求助，對象也以家人（60%）及朋友（24%）為主，向普通科醫生求助的受訪者只有約20%。東華學院副校長（學術）林德明曾在記者會上表示，這些數字不但反映港人的求助意欲低下，基層醫療系統亦未能在市民有需要時發揮作用，故有需要在基層醫療層面加強精神健康服務，同時加強公眾教育推廣。
污名化阻礙求助
林德明接受《香港01》訪問時，特別提到受訪者求助意識偏低，反映社會缺乏「精神健康素養」（mental health literacy），當中涉及識別能力、認知能力及態度三個層面的問題：
．識別能力：個人及群體識別精神健康問題的能力；
．認知能力：對構成精神健康問題的危機意識、對病因的了解，以至自我調節和尋找專業幫助的能力；
．態度：個人、群體和社會對精神健康問題和就此尋求幫助的觀感。
「本港整體精神健康認知能力一直偏低。人們經常不理解自己的精神狀況、不能及早識別病症、不知道自己有精神健康風險。」他形容，患者往往需要幫助而不自知，家人也每每未能察覺。
另一方面，友善對待精神病患的社會氛圍可鼓勵患者盡早求醫，但港人的有色眼鏡長年未曾摘下。「社會存在對高風險（精神健康問題）人士的污名化問題。香港人經常講，『係咪青山出嚟㗎』，令患者不敢承認；即使知道家人有精神問題，也不會尋求幫助，因為家醜不出外傳。」林德明以感冒為例，指患者不介意向他人說明，還會佩戴口罩，保護自己和別人，但大眾卻對同樣可以痊癒的精神疾病患者存避忌，明顯觀念錯誤。
不過，大眾患上感冒的話，可以到隨處可見的診所求醫，但若是精神健康和情緒出了問題，卻不知道應該打哪個電話、找哪家診所。為什麼會這樣？擁有最多資源、理應致力促進市民精神健康的特區政府，究竟有何作為？
精神健康素養的識別能力、認知能力及態度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千絲萬縷。早於十年前，政府已在社區開設24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精神健康復原人士、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及其家人提供社區支援。港府曾檢討精神健康政策，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領導的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於2013年5月成立，歷時四年研究後，在2017年4月公布《精神健康檢討報告》，當中提出40項建議措施，包括制定長遠的心理健康推廣策略、加強一般精神病服務、探討公私營協作的可行性、成立常設諮詢委員會等。
在公眾教育及推廣方面，衞生署於2016年1月推行為期三年的全港性心理健康推廣計劃「好心情@HK」，普及精神健康知識；現在計劃已由「陪我講Shall We Talk」計劃接替。可惜的是，市民普遍對計劃認識不深，只停留在電視廣告和港鐵站張貼的海報，令人懷疑這些推廣計劃的成效，而計劃網站以提供資訊為主，近年的活動亦未廣為人知，又能否打破長久以來忽視精神健康的社會現象？
林德明不忘補充：「其實，政府一直積極投放資源建立平台，通過媒體向社會強調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作為教育界人士，他有感中小學以至大專院校在精神健康教育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學校）將預防性的精神健康知識教給學生，在其成長階段培養他們的認知能力，即使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徵兆，學生都可以知道尋求幫助的途徑。」
近年衞生署與教育局合作開展「好心情@學校」計劃，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向超過400間學校撥款；大學亦推展連串與健康學校運動相關的計劃。林德明關注的是，從校園走進職場後，如何保持精神健康？
企業大多不重視
香港早已被評為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港人工作壓力大，部份人有嚴重的精神困擾；而突如其來的疫情更叫不少市民難以適應。事實上，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需要預防性的精神健康教育，因此，相關教育需滲透至職場和社區，才能逐步打破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污名化。
「Workplace mental health（職場精神健康）在國外很普遍，但在香港卻很視乎公司是否願意承擔這個責任。」林德明指出，本港職場精神健康起步較晚，近年政府雖有推廣和宣傳，但大部份企業都不重視，對「職業健康責任」的認識往往流於「職安健」，只有小部份公司願意負起責任。
事實上，衞生署及職業安全健康局早在2016年開始開展「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劃，通過提供「到會式」職場精神健康工作坊、講座、個別機構諮詢服務、精神健康急救訓練證書基礎課程、健康課程等一系列活動（見表），提倡心理健康、健康飲食及恆常體能活動。截至去年11月底，有1,953間機構參與計劃。但很多項目參與名額有限，次數少、時間短，滿額還要機構自費參與。以「到會式」工作坊為例，每間機構兩年間只有一次免費參與機會，名額和人數也有限，如超過限額，需要抽籤決定或自費參加；至於精神健康急救訓練證書基礎課程，每間機構兩年間最多可派三人報讀，實際成效和受惠人數存疑。
政府亦在2019年11月推出新一輪的《精神健康職場約章》（下稱《約章》），倡導建設正面工作環境、培養精神健康意識、建立精神困擾者友善的工作環境。機構若承諾完成職場推廣心理健康任務，如舉辦員工家庭聚會和交流活動、精神健康講座等，便可獲得「精神健康友善機構」稱號。但簽署《約章》屬自願性質，不具約束力，一來無法保證企業如實推行承諾項目，二來只有472間機構簽署，當中包括政府機構，參與程度之低，難言成效。 「如果僱主不明白關注員工健康是企業的義務，看不見背後的好處，缺乏資源的中小企或看重即時回報的企業，自然不願意參與。」
不過，林德明認為，這些介入性項目不宜強制推行，始終需要企業真心為員工着想，才有效用：「不是說員工聽講座、參加工作坊便可看見成果。這是一項長線投資。」
除了職場和校園，政府還有必要建立一套全港性的精神健康推廣計劃。
避免陷惡性循環
林德明認為，現時本港社區層面的精神健康教育以非政府組織為主導，仍然欠缺一套全面、系統性的普及精神健康計劃，亦缺乏科學的評估工具，檢視措施的成效。他建議政府參考澳洲推行的「forty-five up」跟蹤性精神健康調查，透過收集數據掌握精神健康政策對整代人的實際作用，同時持續反思、修訂和推行更為完善的政策。
精神健康認知能力或會令眾多輕症個案未能及早治療，惡化成重疾，一來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康復，二來加重醫療負擔及輪候時間，形成惡性循環。林德明建議政府參考海外做法，加快推行精神健康急救教育課程（Mental Health First Aid），將精神健康教育滲透到不同年齡層。課程最早是由澳洲墨爾本大學倡導，起初只面向成年人，後來逐步推廣至各年齡層，在校園、職場、社區提供課程。
課程是為提升社會整體的精神健康認知能力而設，以幫助個人、群體識別精神健康風險和徵兆， 在嚴重疾病未成型之前，從聆聽、鼓勵及轉介等層面介入，並由相應的專家及早診斷，比如臨床的憂鬱症病人需要藥物治療，就盡早轉介到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獲得藥物。林德明重申：「如果政府不從源頭提升社會整體精神健康的認知能力，惡性循環只會更加嚴重。」
上文節錄自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4日）《心理衞生教育的缺失 港人精神有病不自知》。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