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漢學家傅高義逝世 拋開西方偏見 平實看待中國
中美關係可說是當今世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除了要靠兩國官員細心經營，民間交往亦必不可少。12月20日以九十高齡在美國麻省逝世的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正是表表者。自1969年出版《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以來，他便與中國結下不解緣，到了晚年，更埋首於研究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中日關係，同時為當下非常惡劣的中美關係積極建言。究竟，這位東亞研究權威的一生可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傅高義是在機緣巧合下參與中國研究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深刻地影響美國政治，政客、學者乃至專業人士只要稍對共產主義表示興趣，便很容易受到攻訐；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尚有不少美國人相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可以反攻大陸，因此不少人認為沒有必要花太大力氣去研究中共。
但隨着麥卡錫主義消退，加上中共逐漸鞏固在大陸的統治，美國學術界意識到要對共產中國進行系統性研究。六十年代初，知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選拔了當時正在研究日本的傅高義，後者遂於1961至1963年在哈佛大學學習中國語文、歷史、社會和政治。當時為他上中文課的，是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
見證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
像許多漢學家一樣，這位決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這個名字是我同中國朋友商量後取的……Vogel是德國姓，而在德語裏這個發音很像中國的『傅高』。」又由於英文名字Ezra的第一個字母是E，取其諧音，就選了「義」，「我知道在中文裏，『義』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標準，這正是我想追求的。」
從傅高義的學術生涯來看，他是在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堅守意識形態教條走向「解放思想」的脈絡之下，展開並深化對中國的研究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仍然非常封閉，來自「敵國」的傅高義自然沒有條件進入內地做研究，在別無他選之下，他只能來到自由開放的香港，在這裏收集《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等中共廣東省市機關報刊，並且訪問「逃港」內地人，最終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書，研究中共如何在1949至1968年間瓦解廣州的「舊秩序」，建立「新秩序」，重點探討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地方主義等課題。
許多人都知道傅高義除了是「中國通」，還是「日本通」，其在1979年出版、研究日本官僚制度、企業文化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揭開了日本經濟茁壯成長的秘密，成為歷久不衰的暢銷書。但除了日本，傅高義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中國—「改革開放」為他帶來更多機遇，包括在1987年於廣東省住了七個月，進行實地研究，親身訪問擺脫文革的當地人，彌補了在六十年代只能在香港「隔岸觀內地」的遺憾，最終在1989年出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
而在2000年卸下哈佛教職後，他選擇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課題，以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中國改革家鄧小平入手，參閱大量檔案，並在訪問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等政治家後，寫下一部厚如字典的《鄧小平時代》—在這部巨著中，人們可以看到一位「三上三落」的小個子「摸着石頭過河」，如何站在制高點引領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深刻地改變十多億人民的命運。
以客觀了解取代主觀批評
研究當代中國是不討好的，許多人惑於意識形態歧見，對中國懷有前設立場，一讀到不合脾胃的學術著作就加以批判。傅高義亦坦承自己受到不少質疑，例如在《鄧小平時代》中文版自序中指出，有些外國評論家認為他對鄧小平「太過客氣」，指出他應該對鄧在毛澤東時代的一些作為，以及鎮壓八九民運提出更嚴厲的批評。
傅高義強調，這些議題在書中均有論及，也有寫下批評者批評中國的理由，但他亦指出學者在寫傳記時，有責任努力去了解，並舉出背後的原由。
從這番言論中，人們不難看到一種平實的態度—當代中國的研究者不能把官方說詞當成全部解釋，不能迷信毛澤東和鄧小平，但亦不能隨便接納反共言論。縱使學者本身可能也有某種立場，但只要能夠作出有證據支撐、推論嚴謹的結論，即使結論與主流看法截然不同，學術上也可以接受。
事實上，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香港大學前校長王賡武等知名學者皆對《鄧小平時代》讚譽有加。傅高義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學者，絕非因中國近年的經濟成就而加以讚揚，他早在《共產主義下的廣州》英文版序言中強調，希望盡力拋開自身西方學術偏見，去了解中國本來的面貌—不帶偏見地進行研究，才是學者所需。
在中美博弈升級中呼籲合作
值得留意的是，傅高義對中共近年一些做法也有保留。201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雙月刊《二十一世紀》發表題為《中美關係：回顧與展望》的文章，指出中共對待國內異見人士和少數民族的手法，以及對外國記者的騷擾，加劇外國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反映他也有自己的原則。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亦嘗試積極建言，強調在避免國際衝突、維護全球秩序、推動科技進步、維繫國際環境、加深國際間相互理解的領域，中美兩國有前所未見的迫切理由，需要攜手合作。
而在今年12月1日，亦即逝世前不足三星期，傅高義仍在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上呼籲兩國合作，指出拜登當選美國總統給中美關係帶來新機會，兩國應該從高層會晤、專業人士及工作層三個層次推進，以改善關係，又認為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
從傅高義超過半世紀的治學歷程和近期的政治言論可見，他從來沒有被意識形態支配腦袋—三十出頭便立志「了解中國本來的面貌」，往後每部著作都令人讚歎原來是可以這樣看中國的。他對人對事可以說沒甚成見，例如包容了不滿他對鄧小平評價的前民運學生領袖王丹，甚至能在這兩年中美關係急速惡化的背景下，拒絕順從美國的反華聲浪，呼籲求同存異。
憂中美衝突引爆三次大戰
傅高義見證了中國從意識形態教條中解放的年代—若無解放，他的中國研究也許不可能在《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出版後繼續深化和拓展，人們也就難以一睹《先行一步》和《鄧小平時代》。但歷史有時是很諷刺的，諷刺之處在於，美國卻在中國「解放思想」的過程中，拋棄自七十年代初尼克遜訪華以來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人為地走回意識形態對抗的舊路，無論是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的「反華演說」，抑或針對中國使領館、企業、留學生等政治操作，都充分反映問題。傅高義在人生最後幾個月憂慮的中美衝突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不再是危言聳聽。
共和黨籍的特朗普曾聲稱中國一直在「強姦」美國，傅高義認為這樣想的民主黨領袖也大有人在，「但也有很多人意識到中國將變得更強大，我們必須學懂與他們合作」，傅高義今年5月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訪問時這樣說。長期以來，他都是主張中美合作的「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即使在經歷貿易戰、疫情後，仍然始終如一。
在許多認定中美必然走向對抗的美國人和香港人眼中，傅高義的觀點或許「天真幼稚」，要美國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無異於「縱敵」，而其逝世則標誌着所謂「綏靖政策」的終結。但這些批評究竟有幾多是基於主觀好惡，有幾多是基於客觀了解？傅高義選擇了平實看待中國，以了解代替敵對，這或許是這位90歲老人留給人們的智慧。
上文節錄自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8日）《知名漢學家傅高義逝世 拋開西方偏見 平實看待中國》。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