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立法會》提名金馬最佳紀錄片 不應成為緬懷反修例的勛章

第57屆台灣金馬獎下周六（11月21日）頒獎，紀錄去年7月1日衝擊立法會事件、被香港電檢處評為三級片的《佔領立法會》入圍「最佳紀錄片」，在金馬影展上映不久便獲當地影迷票選排行榜第二名，能否得獎成為外界焦點。台灣近年因「反中反共」意識和香港自我想像連成「命運共同體」，在反修例期間更是不遺餘力地「支持香港」，如今關注《佔領立法會》自然在所難免；然而，觀眾藉由「紀錄片」超越地理政治隔閡認識彼此的同時，觀影視角不免受意識形態所限，忽視其他值得反思與咀嚼之處。

近5年，最佳紀錄片成為金馬獎最令人關注的獎項之一，透過紀錄片觀眾得以超越地理政治的隔閡去理解認識彼此。但也正因為紀錄片去戲劇化的呈現觀點，衝突也赤裸裸的呈現。從第54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得主《囚》馬莉因提到「低端人口」而被中斷直播，再到第55屆傅榆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獎時提到的國家認同引發政治風波，紀錄片成為金馬最敏感的獎項。今年的《佔領立法會》雖同有政治爭議，仍廣受台灣觀眾喜愛，不論獎落誰家都是一頁的歷史見證。

由香港紀錄片工作者製作，《佔領立法會》記錄了2019年7月1日香港回歸22周年當天，反對修訂《逃返條例》的抗爭者在立法會外從爭論到包圍、衝擊、衝入、破壞、佔領到撤離的完整經過。時隔一年多，現在的香港雖已歸於平靜，但在總以香港為鏡、視香港為「一國兩制」示範下場的台灣人眼中，《佔領立法會》無疑是一部充滿感慨與警惕的「逆權紀錄片」。

《佔領立法會》確實是相當不錯的紀錄片，但台港觀眾的觀影視角大多侷限於港人不畏強權的姿態、為求「民主」不顧一切的決心，以及最終功敗垂成的唏噓，卻忽略了在鏡頭之下，仍有其他值得反思與咀嚼之處。

去年6月12日，為了阻止立法會恢復《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辯論，在激進抗爭派的動員之下，大批示威者聚集在立法會外進行抗議，並且佔領主要道路與警方對峙，雙方相互交錯的磚頭與催淚彈，開啟了反修例風波以來第一起大型衝突。衝突落幕後，立法會宣布取消隨後兩日大會，特首林鄭月娥也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直至完成溝通解說和聆聽意見為止」。

不過，抗爭派對「暫緩」並不收貨，而經過6月12日的警民衝突過後，示威者對警方和政府的不滿與情緒已被徹底激發，加上中間陸續發生三名港人疑因反修例事件輕生個案，撤回《逃犯條例》、林鄭月娥下台等訴求亦未獲港府接納，抗爭派再度組織7月1日包圍立法會，籌謀要將行動升級，企圖以極端手法換取當局回應。

從時間點上可知，佔領立法會是反修例風波中相當早期的抗爭行動，相較於之後頻頻爆發更激烈的衝突與破壞，此時的抗爭者還未對催淚彈感到「習以為常」，對於究竟是要堅持「和理非」，抑或要上升到以暴力向港府施壓，抗爭者間也尚在爭論不休。

《佔領立法會》記錄了還未攻入立法會前，抗爭者與警方隔着一段距離對峙的一幕：一位中年婦女攔在中間哭喊着「非要那麼衝動嗎？這樣做有什麼用？」，甚至向示威者下跪哀求不要與警方發生衝突。這幾近癲狂的一幕，引發了戲院內的不少訕笑聲。觀眾或許覺得這婦人是個瘋子，也或許是贊同抗爭者所反駁的「去跟警察說吧，我們才是弱者」，但究竟誰更清醒、誰又更加瘋狂？似乎難以說得明白。

類似的場景，在片中一幕幕被忠實地紀錄，有人堅持唯有行動升級、攻入立法會，才會讓港府意識到港人的決心，也有不少人當面提出質疑，認為訴諸暴力不僅落人口實，更有可能付出巨大代價卻毫無成果。在佔領前反對方儘管賣力呼籲，仍無法阻止激進派以鐵車衝撞玻璃、攻入議會，但當得知警方將於午夜點清場時，認為抗爭人數不足以守住議場、應全面撤離的看法又佔據了優勢。

彷徨、恐懼與憤怒等複雜的情緒在當時表現得特別清晰。彷徨的是對抗爭路線的不確定、恐懼的是抗爭後的下場，憤怒的對象則為數眾多，強力鎮壓的警察、輕視民意的港府，以及無所做為的民意代表。例如當時部份泛民議員曾費盡脣舌的擋在立法會的玻璃前勸阻示威者，卻只得到「你身為立法會議員到底有什麼用」的厲聲質問。

之後的事眾所皆知，隨着事態發展越來越激化與惡劣，「不割席、不分化」成為抗爭群眾的主流共識，泛民議員從當時的極力勸阻，變成一個個消聲噤音，通通以尊重民意為名，任由勇武派佔據領導位子，發起一次次的激烈抗爭。

泛民的退場，讓他們變得有用了嗎？當然沒有。其實最大的問題不在於他們如何支持抗爭，而是至今都搞不清楚，在以「行政主導」為政治原則的香港，身為反對派的泛民除了在激情和民粹中隨波逐流外，到底該如何對香港「有用」？

除了《佔領立法會》，2019年11月13日的理工大學衝突也被拍成了另一部紀錄片《理大圍城》，足以窺見整場運動隨着時間產生的變化，但它並未在金馬影展中上映。在《理大圍城》中，磚頭變成了弓箭與汽油彈，警民間的對抗變得更加劇烈，勇武派與和理非達成共識，不會再有「要不要暴力抗爭的」辯論，取而代之的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只要自己做了決定，誰也別指責誰的路線有錯，否則誰就是內鬼。抗爭派似乎更加團結了，但情況依然未見好轉，直至年初面臨新冠疫情而消停，緊接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港區國安法》落地、四名泛民議員被取消資格，香港人似乎再也轉不動了。

不少香港將《佔領立法會》視為「英勇抗暴」的光榮印記，曾參與抗爭的群眾可能更為此感到驕傲，但若該片的作用僅僅是被用來緬懷、或是證明港人的「勇氣」，那不免有些可惜。平心而論，《佔領立法會》並不如許多觀後感所言，看完後就能明白港人為何要抗爭，它充其量紀錄了抗爭當下示威者們的各種情緒、反應和選擇，但並不足以說明背後關於社經和政治交織的深層次原因，也未必代表了真實。

就如同片中許多人聲稱暴政「逼死」了他們的手足，鏡頭紀錄了示威者在憤怒中對事件的單方面理解，但《逃犯條例》的修訂緣由，以及港府缺乏智慧的草率，是否便代表了「暴政」？這部紀錄片給不了解答，它只是忠實地呈現了，示威者的確是如此認定。

「勇氣」當然是該片重要的一面，但光有勇氣並不足以解決以問題。《佔領立法會》所記錄的反修例風波初期，抗爭群眾不同的面貌與立場，其實更值得觀眾反思，為什麼那些不同聲音的爭辯到後來越來越微弱了？當和理非與勇武一起高喊「核爆都唔割」時，哪些不同臉譜在看似團結的路上變的逐漸模糊？泛民政客們又為何從力阻轉變為「尊重」？不管他們如何堅稱不贊成暴力，始終不敢說出一聲「反對」。而最終，這樣的轉變，是成功還是失敗？

紀錄片本來就不是預言，而是讓沒經歷過的觀眾融入當下的情境，經歷過的觀眾則得到不同的覺悟和反思。從反修例風波到最近的泛民議員總辭，近期香港的確經歷了巨大的轉變與波折，港人變了、港府變了，當然，北京也變了。觀眾可以從片中重温當時的勇氣、去為抗爭者感到不捨，或是對港府和警察作為而咬牙切齒，但如何從《佔領立法會》去回顧和總結這段抗爭路，從過去的經驗中重新理解和麪對局勢的轉變，或許才是這部紀錄片能帶給觀眾更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