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避免再建智慧燈柱2.0 需借力灣區發展本土創科
創新及科技局預告告年底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當中涵蓋5G建設和公共設施升級，但社會普遍不抱太大希望，因為回顧2017年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本身就有不少願景尚未實現。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人家可以極速超車？為什麼我們持續落後？香港究竟需要怎樣的規劃和建設，才能縮窄與智慧城市的距離？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和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上月中旬公布2020年度「全球智慧城市指數」，香港排名上升5位至第32位，成績有所進步，然而，昔日與香港叮噹碼頭的新加坡位列世界之首，比較起來，未免令香港黯然失色。至此，我們要思考，理想的智慧城市應該是怎樣的？高風諮詢公司創始人兼CEO謝祖墀在《打造中國新一代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一文中談到，建設智慧城市的基本模型，可將智慧城市建設由下至上分為「感知層」、「網絡層」、「平台層」和「應用層」。
「感知層」是智慧城市的底層基礎，由數據採集設備組成。依托於城市道路、橋樑等基礎建設建立傳感器、攝像頭；亦可以依靠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來採集數據；「網絡層」需要網絡設備支持，驅動數據傳輸，其中就包括物聯網、移動網絡及光纖寬帶；「平台層」是市民常用的雲端服務，亦是數據傳輸的「歸宿」，被收集的數據會組成「數據庫」，用於人工智能和雲計算，以作出智能決策；而最頂端的「應用層」，就基於上述的支持，將智能決策應用在政府事務、公共服務及工業發展上，令市民生活更便捷、城市運作更高效。
香港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設，能否符合這個模型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香港「感知層」和「網絡層」的建設，根本無法提供智慧城市的所需，更遑論符合模型。
智慧燈柱曝政府規劃僵化
政府於2017年發表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當中提到在四個地區安裝400支「多功能智慧燈柱」。然而，智慧燈柱卻被質疑會侵犯私隱，有部份更在反修例運動中遭示威者拆除。
在「感知層」的建設中，平衡數據收集與個人私隱保護是常見的倫理問題。難道說，建設智慧城市一定要出讓個人私隱嗎？當然不是。
韓國2006年推出「U-Korea基本規劃」，為了建立「無所不在的社會」（ubiquitous society），根據各都會地區的需求規劃「U-city」，仁川市的松島就打造了一個「松島未來城」。
松島有數以萬計的感測器被嵌在道路、建築物、輸電網絡、水利系統中，而公共區域上則有影像監控。城市的道路車流量、交通狀況、用電狀況、室內外溫度等資訊都可傳輸到中央控制系統，並由系統實施調節路燈亮度、執行交通警示等智慧便民措施。
松島的設施安裝將數據收集與私隱保護平衡得很好。隱藏在公共設施的感測器各司其職，不會侵犯個人私隱。反觀香港政府卻「貪方便」，勢要將所有功能集中在一個智慧燈柱上。智慧燈柱由提出至今都被詬病私隱問題，但政府卻沒想過分拆功能，仍然不顧民意執意推行計劃。最後，這個項目成為政治風波的犧牲品，納稅人的錢無奈地付諸東流。
科創「落地難」 感知層缺本土產品支持
究其原因，香港政府根本「無得揀」。「感知層」的建設依賴硬件設備，更依賴本土科創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接受《香港01》訪問時，一再強調本土科創產品在智慧城市中的重要性，「智慧城市的建設不會靠引入其他國家的產品。智慧城市要參考市民的生活模式，用個性化的產品，適應本土的人。」
然而，香港科創界卻受制於「產業化」的困難，少有可量產的本土科創發明，更莫說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提供支持。
由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共同於9月初公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GII）排名可見，香港在全球131個經濟體中排第11，顯示香港有極強的科技創新能力。
GII評價有七個分項：市場成熟度、支柱機構、創新投入、基建、人力資本和研究、市場成熟度、知識及技術輸出。香港在創新投入、支柱機構、人力資本和研究，以及市場成熟度的排名都較去年上升，惟在知識及技術輸出方面卻嚴重下滑，下跌21位至第54名。原來，在知識及技術輸出下有個子指標「高新科技貿易佔比」（High-tech net exports)，指的是減去轉手貿易的高科技產品出口數額佔總體出口貿易數額的比例，也即可理解為本土產出的高新科技產品佔出口貿易的比例。香港在這方面一直表現很差，連續七年排在全球100名以外（詳見表）。
香港有七所在「Q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的大學，擁有極多具備創科研發實力的人才，緣何少有能夠落地的發明？黃錦輝表示，香港學界和商界沒有為教育研究的產業化和落地應用提供良好的環境。例如大學都比較着重基礎科研和發表學術論文，以獲取較前列的大學排名，導致學校和老師的評估標準都以論文作為首要量度指標；而政府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和研究資助局的基金，也圍繞這個目標制定資助政策，主攻論文和基礎研究。
「這就造成一個循環，學校花很多錢聘請專門做研究的老師，花很多錢在專門做研究的實驗室和儀器。中下游的研究工作（支持）就被削弱了，都集中在上游的研究。」黃錦輝說。
另一方面，從市場投資的角度講，投資科創的門檻也比其他產業高。科創的投資回報周期長，風險大，在香港地產業和金融業兩個「大蛋糕」的夾縫中，科創難以吸引人入場。「今日拿一億元去買塊地起樓，或者買股票，錢很快就回來了。但投資高新科技的（回報）周期卻需四、五年。」黃錦輝說。
拿電動車技術來說，香港理工大學電機及工程學系鄭家偉教授曾經在2009年研製MyCar，領先全球發展了香港品牌的電動車。但在生產了約100輛MyCar後，由於缺乏政府和財團資金支持，品牌和技術後來都售予美國公司GTA。
對策：兩地融合 借力灣區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主任王事通在《香港創新科技領域發展比較分析》一文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與香港的環境互補：「在創新及科技領域，內地與香港形成了優勢與劣勢的互補。在創新投入上，內地在監管環境上得分較低，這一指標香港排名世界第二；在創新產出上，內地在居民專利數、高科技產品貿易順差、創意產品出口上較有優勢，香港則在上述領域有一定缺陷。」
黃錦輝也表示，香港向大灣區輸出人才沒問題，還可以利用大灣區的7,000萬人市場發展香港科創產業。「香港的優勢在於人才與融資環境。」黃錦輝說。
他以商湯科技為例，說：「最理想是像商湯，總部在香港。我們有軟實力令公司留在香港。公司往內地發展一段日子後，想國際化或融資，就回到香港，然後打出去。」
同時，大灣區的產業化能力也能填補香港科創的短板。例如，深圳的科研創新和企業緊緊相扣，高新科技產業化程度非常高，形成了「六個90%」的獨特現象，即90%以上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在企業、 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90%以上的職務發明專利出自於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
在8月下旬，深圳政府公布《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允許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申請內地的科技項目。該條例將於11月實施。香港政府應該考慮在《智慧城市藍圖2.0》中利用大灣區優勢，鼓勵香港學者帶項目走入大灣區，實現科研「產品化」。只有科創產品夠多，才能建設好智慧城市的「感知層」。
上文節錄自第23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0月5日）《 鄰區極速超車 本地持續落後 香港需要怎樣的智慧城市藍圖2.0？》。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