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權分立】口舌之爭終以行政主導落下帷幕
現時社會各界在「三權分立」爭議中所持的立場，大抵可以分為以下兩種：反對一方強調本港是以行政長官為主導的政治體制；支持一方認為「三權分立」才能保持司法獨立，達至三權「互相制衡」。然而，綜合香港社會歷年來就「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爭議來看，不難發現，隱藏在這場「口舌之爭」的背後，其實是中央和地區之間就社會管治形式的一場政治角力。其中，又以「司法獨立」為建制泛民雙方的「兵家必爭」之地。
在這場「三權分立」的社會爭辯當中，明顯可見「司法獨立」是爭論的「主戰場」；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早前接受《香港01》查詢時指出，「司法獨立」是泛民論述之中的「主要手段」，用以突顯香港的司法獨立、法院有獨立審判權，藉以說明法官判案不能受中央干預，甚至批評人大釋法是「大逆不道」。
比如，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言論，法律界的泛民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在上周三（9月2日）的香港電台節目中表示，「三權分立」當中最重要的是「司法獨立」，法官只是按法律和證據判案，不會與行政或立法機關配合，是獨立行使憲制下的權力，否則會令人質疑法官審案是有「政治考慮」的。而他在早前會見記者時，亦以《禁蒙面法》司法覆核案件作例子，說明「三權分立」是法官判案不受政治干預的重要原則。
縱使郭榮鏗的言論混淆了「三權分立」與「司法獨立」， 但其內容正正反映出社會對「三權分立」的理解：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互相制衡，從而防止行政機關濫權；而司法獨立的作用是避免政府干預法官審案，司法覆核是制衡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重要工具。
然而，經過連日來的社會討論，不少官員和學者皆指出「行政主導下的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並不存在必然衝突。行政長官在憲制上的地位和職權都高於立法和司法機關，並擁有任命法官的權力，與干預司法獨立並無關係。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亦指出，「《基本法》很多條文能看到三權的互相制衡，就算特首及政府機構推行政策，如果違反法律一樣違法。」但社會就「三權分立」的爭議仍未平息，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更撰文指今屆政府否定三權分立，是想順應中央強調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的立場。
事實上，近年中央在「三權分立」中所抱持的立場，從來都是以「行政主導」、「三權互相配合」，推動高效社會管治為出發點。這無疑與香港社會所理解的「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原則並不相符，亦多次引起泛民主派人士的反對，批評中央「干預司法獨立」；但這並不代表「三權合作」的形式不會在香港實行，反而隨着香港社會近年愈見不穩而逐步在港推行，直到今日香港正式否認「三權分立」。
三權合作論和一國兩制白皮書
翻查資料，早在2008年7月7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香港時便已提出「三權合作論」—「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們現在來之不易的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即引來了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袁國強的反駁，認為司法機關不應被視為管治團隊。
同樣的爭議在2014年再次出現，中央在是年6月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 其中章節提及，在 「一國兩制」之下，「各級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治港者」的言論再次引來了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反對，反駁法庭不是政府的機器，應循司法獨立，而非與政府機關「互相配合」。
然而，泛民主派人士和香港大律公會多次的反對並沒有換來任何實際效果，反而香港在2014年出現的「佔中運動」，換來了「行政長官超然說」。2015年9月12日，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發表「超然說」—「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立時激起了泛民主派人士的不滿，認為言論形同撕毀「三權分立」，「行政長官能夠凌駕於三權之上」。
有論者認為中央之所以選擇在「後政改」的敏感時期發表如此具爭議性的言論，正是因為香港政府陷入了管治「危機」—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社會在佔中運動後元氣大傷，「港獨」思想有萌芽徵兆，行政和立法關係持續激化，這些問題都在衝擊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一國兩制」中的「一國」。而以「超然說」來突出行政長官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之間的核心地位，正好延續了「三權合作論」的基調。
中央以外推手不滿港司法制度
除此之外，親中和親建制人士亦是其中的重要「推手」，他們往往認為司法機關在回復社會秩序上「拖後腳」，法院在涉及公共事務的案件上「偏袒示威者」。
比如，2015年2月，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批評，「警察拉人、法官放人」，認為法庭「偏袒示威者」、「縱容暴力」。其後，親中和親建制派人士亦在「七警案」和「非法佔中案件」上多有不滿。
而內地媒體亦從未停止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質疑和批評。《環球時報》在2019年9月撰文《「警察抓法官放」，香港為何頻頻出現如此怪象》，從香港的保釋制度、外籍法官的「政治效忠問題」、判決偏袒社會運動的抗爭者等三方面，質疑香港的司法問題存在漏洞，令「香港的亂局不斷上演。」
《人民日報》在同年亦以《止暴制亂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任》為題，引述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所說的話，強調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必須互相配合，承擔恢復社會秩序的共同責任，在止暴制亂中各司其職，「主動作為」。
不論是中央對香港的立場，還是親建制人士和內地媒體都為「行政主導」、「三權合作」鋪路，均與泛民主派口中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不盡相同。而在此次事件中，特首林鄭月娥以「正本清源」，「正確的說話要有膽說出來」為楊潤雄的言論護航，亦反映出多年來中央和地方之間就管治形式的爭論正式落下帷幕，「香港行政、司法及立法權是由中國政府授予，三者是互相制衡和配合」，「行政、司法及立法權機關最終要透過特首向中央負責。」
因此，這樣一場看似是「口舌之爭」的辯論，背後其實隱含着中央和地區之間在社會管治問題上的角力，但隨着中央在港推動「全面管治權」和「二次回歸」，「正本清源」的「教育內容」將會落實到實際的政制層面上，而社會所理解的「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亦會因而在教科書中刪去。
上文刊登於第23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7日）, 文章原題《口舌之爭終以行政主導落下帷幕》。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