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合作】三十年悲壯大逃港：深圳特區的催生針
1977年11月，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到廣東視察，當聽到廣東省委匯報「逃港潮」時，他敏銳地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逃港過程 驚心動魄
逃港方式分為走路、泅渡、坐船三種，路線主要有東線、中線、西線三條。寶安縣以西逃港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游過深圳灣，如果順利，一個多小時就能到新界西北部的元朗。中線逃港者大多持縣級證明（包括假證明），乘火車、汽車進入寶安，夜間伺機在羅湖一帶跨越深圳河，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東線多從惠州出發，徒步穿過惠東、寶安，翻越梧桐山進入香港。還有一條二次逃港路線，即先偷渡到澳門，再轉往香港。
有時甚至出現強行衝關的情況。據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饑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流民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每人持一根木棒，帶頭者揚言：「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衝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逃港原因主要是貧窮與饑荒。當時，寶安縣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0.7元人民幣，而香港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為70港元，兩者相差約百倍。「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八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政治迫害也是逃港的主因之一。中共建政後，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運動等一系列運動接踵而至，令不少人鋌而走險。廣東海豐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他飽受凌辱。1967年，他藉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乘船逃港，抵港第二天，全港報紙與電台都報道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十年的逃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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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對逃港者的打擊異常嚴厲。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為了收容逃港者，寶安縣政府新建百多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而邊防部隊是逃港者最大障礙，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邊防士兵遇到不聽命令的逃港者可隨時開槍，許多逃港者被打死在灘塗和山上。其後因上級嚴令，向逃港者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
到香港後，絕大多數逃港者都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吃盡苦頭，然後經商辦廠，慢慢發達起來，躋身社會上層，為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作出巨大貢獻。有人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怎麼應對逃港潮？應該拿逃港者怎麼辦？這成為擺在中共領導人面前的一個難題……
（節錄）
上文節錄自第22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題《三十年悲壯大逃港：深圳特區的催生針》。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