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建設力量」： 請不要空談「變革」！
「政治口號」是政治傳播當中最神奇的一環，一個好的政治口號不但能放大傳播效應，甚至可令人自我催眠，以為叫囂兩句便彷彿成真；然而，政治口號偏偏又是最值得政治人物好好「提防」的「政治毒藥」，因為人們總是容易沉醉在「口號成真」的幻象中，無法清醒建構落實有關理念和主張的政治論述。
去年反修例風波，示威者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儘管他們並未為「光復」和「革命」賦予清晰定義和理論基礎，仍成功令無數市民以為「講咗當做咗」。諷刺的是，狠批示威者「有破壞無建設」的建制派，似乎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他們上周組成「建設力量」發表「香港要變革，攜手創明天」聯合聲明，揚言支持特區政府進行施政變革、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但未見有任何明確綱領和實質內涵，難免令人質疑只是空談「變革」。
無可否認，建制派的確亟待變革，急需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和思想信念，繼而為香港提供一套能夠說服主流社會的政治論述，才能有效與民主派在話語陣地中抗衡。具體而言，建制派起碼必須進行「三變」——首先，對建制角色和從政擔當的意識要變，不能再做只懂唯唯諾諾的應聲蟲；其次，對香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認識要變，既是政治但更是民生和經濟的問題；最後，對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考維度要變，必須擺脫既得利益，回到群眾中去。
由「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打頭陣，再由五大建制政黨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自由黨及經民聯緊隨其後，並由36個社團及商會等自詡「愛國愛港」團體殿後的42個建制組織，於8月9日組成「建設力量」發表「香港要變革，攜手創明天」聯合聲明，表明鑑於香港站在重要歷史關口，他們將以市民福祉為依歸，理性支持和監督特區政府施政、推動多項變革。
有趣的是，在這份逾1,600字的聲明中，只有200多字談及「變革」，但聯署團體的名字卻佔去近400字篇幅。這種「大堆頭」的架勢，不難令人聯想起三個月前由兩位前特首兼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及梁振英牽頭成立、雲集超過1,500多名政商精英名流、被指「雷聲大雨點小」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他們面世時聲勢浩蕩，但實際上除了派派口罩、承諾不會裁員、提供餐飲及零售折扣之外，暫時未見太大建樹。相比之下「建設力量」明顯未有如「再出發大聯盟」般引人注目，但具體論述和實體措施卻同樣欠奉，恐怕再次流於口號！
例如，「建設力量」提到三大變革——「施政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卻未指出應如何提高，更不敢明言最大行政阻礙源自管治班子和公務員團隊的僵化官僚；「經濟變革，促進產業多元化，積極投入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卻未指出應如何促進產業、應該如何投入灣區、又該如何藉國家發展鞏固甚至強化自身優勢；「社會變革，解決深層次制度性矛盾，理順開發流程，增加土地供應，改善居住條件，縮窄貧富差距，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全面改革醫療服務」，同樣未有指出如何解決、理順、增加、改善、縮窄、完善和改革。
更令人疑惑的是，「建設力量」中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組織，本來就對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持有南轅北轍的意見，如今突然聲言願意一起謀求社會變革，着實很難抱有太大期望。以「完善退休保障」為例，儘管工聯會支持全民退保，但經民聯和自由黨早已力表反對，而新民黨和民建聯則主張分級審查，既得利益意見相左之下，「退休保障」恐會變成「四不像」。
至於「增加土地供應」，這六個字同樣令人哭笑不得，因為不同建制政黨對「香港土地缺乏」的問題理解和解決方案也各有不同——有的對地產霸權、棕地氾濫、丁地不公等問題視而不見，主張特區政府應該向中央求助，以租借內地的土地；有的明知核心問題所在，卻不敢大刀闊斧提倡政府動用《收回土地條例》，而是「和稀泥」般「和應」商界主導的「土地共享」；有的連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的政治意義都領略不到，甚至以各種藉口極力反對——這也不禁令人擔心，所謂「變革」，最終會否又變成由個別地產商象徵式「捐地」、「借地」的「大龍鳳」？
無可否認，建制的確要變革，但為什麼無論是「建設力量」或「香港再出發大聯盟」，都難以令人相信「建制真的會變革」？歸根究柢，還是整個陣營長久以來都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和思想理念，所以至今仍然是個非常鬆散、畫地自限、只以政治利益驅使的政治聯盟，根本未能為香港提供一套足以說服主流社會的政治論述，遑論要與民主派作話語抗衡。
一聽到「論述」，相信大多建制政黨都會耍手又擰頭，因為他們早就缺乏建構論述的能力。《香港01》曾於2017年中以「政黨政治」為主題撰寫兩輯深度報道，分別討論政黨外在制度局限和內在發展困難，包括步步為營和不思進取等——當時曾經向四大建制政黨查詢（不包括自稱非政黨的工聯會）從政理念，結果民建聯和經民聯均不作答覆，自由黨稱「做對香港好的事」，新民黨是「中間、理性、不偏激、不媚上」；至於他們的黨綱關鍵字，分別是「一國兩制、民主、國家」、「經濟、核心價值」、「自由、經濟」，而新民黨未能查詢——撇除整個陣營意志鬆垮不說，他們的所謂「綱領」和「論述」，似乎也難登大雅之堂。
早有政治論者指出，政黨的核心思想、意識形態及理論基礎，是他們的立黨之本，並應以此建構專屬於他們政黨的政治綱領，再配合有關理念剖析社會問題，繼而制訂長遠有效的公共政策。香港政黨發展滯後，正正源於欠缺一套完整的政治綱領，沒有明確的核心思想、意識形態和政治論述，才會導致那些政黨在不同政策上迷失方向，左搖右擺，令他們失去群眾凝聚力，只能透過民粹或政治爭拗等非理性的政治動員，以換取群眾支持——很不幸地，泛民和建制全都如此，但前者明顯比後者更有「販賣悲情」的空間和市場；既然如此，建制派更需要重新建構論述，而非苦苦追逐民主派打出的政治議題，否則難以突出重圍。
對建制角色和從政擔當的意識要變
不能再做
只懂唯唯諾諾的應聲蟲
香港社會學學者、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呂大樂在最近出版的《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一書中提到，香港的一大「尷尬」在於「當權者竟然無法駕馭一個並非完全民主化的政體，而本來處於優勢的政治建制也從來沒有做好作為建制的角色」，而建制派的表現不合格，可以說是關鍵之所在。他根據「一國兩制」需要維持內地社會主義與香港資本主義和平共存布局，把「建制」分為兩翼，其一是令資本主義得以維繫的「資產階級」，其二是可以制約反對力量的「愛國人士」，但這兩者的表現都有負制度期望。
呂大樂認為，「資產階級」本應扮演兩大重要角色。首先，「推動及領導經濟發展」，必須不斷自我更新，保持創造力、拓展新機遇，令香港經濟結構保持活力和增長能力；其次，「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取得一般市民的支持」，說服市民，他們是可以信賴的政治代表。至於他們為何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當家作主，有其歷史形成脈絡，因為從港英殖民時期，就算他們有心爭取更大和更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往往也受制於殖民政府而未能隨心所欲，久而久之，他們便頗為滿足於現存框架約束之下的某種「代理」安排，不求直接控制，也沒有政治野心，更不願為了推動制度改變去承擔政治風險，而是樂於躲在港英政府的庇護之下。
後來遇上香港前途問題，「資產階級」開始擔心將來的政治制度或會由那些重視社會福利的「免費午餐派」所把持，令一向由政府所主導、政府極少干預的香港資本主義走樣變形，破壞他們理想的營商環境，所以一度積極表達憂慮。只是，當這些擔心得到法律保障，「資產階級」也就失去追求更多的動力，甚至樂意服從於新的庇護人，乖乖接受照顧，而不打算利用議價條件主導香港發展，結果成為了「拒絕長大的小孩」——漠視其在庇護人心中的地位變化，也不願以大局為重，放下分歧、形成統一意志，如今漸漸失去扎根社會的政治實力。
至於「愛國人士」的問題，呂大樂認為，他們的角色局限源於政治制度的設計——無緣執政，導致他們既無執政準備，也未能發展出一種準備執政的政治視野，甚至因而走出一套帶着本地民粹色彩的「成功爭取」路線，使他們目光狹窄，未能扮演特區政府的管治夥伴角色——在宏觀政治議題上，例如民主化的步伐，他們除了緊貼北京取態，根本沒有什麼自主空間，甚至比港府表現得更為消極被動；在微觀民生施政上，他們既怕得失政府，又怕失去群眾，所以姿態不能擺得太硬，批評也不能去得太盡，導致他們難以建立一個具公信力的監督形象，所以即使民主派內鬥多年、四分五裂，但建制派也從未能夠乘虛而入。
呂大樂所言不無道理，但「建制之弱」究竟是制度使然，還是他們從未擺正從政的位置和心態，相信這不是難以回答的問題——試問，如果他們能夠對香港有多些承擔，而非只看重個人政治利益，能夠重新定位何謂「建制」，而不甘當政治附庸，又怎會得不到市民信任？而如果他們能夠各司其職，藉此不同平台展現執政視野和能力，又何須糾纏於當下能否執政？問題是，如果無法做好自己，卻每每以制度原因推搪，那也著實令人擔憂，即使將來有望執政，他們會否力有不逮？
對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認識要變
既是政治
更是民生和經濟問題
人人都懂得說香港有「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但並非人人都說得出究竟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而建制派對有關問題的認識和論述明顯不濟，不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就是說出「收成期」那種既無知又自私的蠢話來。
早在回歸二十周年前夕，有份執筆撰寫《「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兼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已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發表《中央治港須認真面對「高度自治」難題》一文，提到香港之所以面臨「高度自治難題」，首先在於現行「高度自治」未能妥善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其次在於回歸初期中央採取的「消極不干預」政策所導致的「高度自治論述短板」，令泛民的主張和想像愈發偏離「一國兩制」的構想——所謂「高度自治論述短板」，包括由泛民陣營共同推動「只有普選才能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的信條深入香港民心，使「高度自治」與「全面管治」出現對立，令不少人捲入政治漩渦，甚至激發「本土思潮」和「港獨幻象」，卻從沒察覺所謂「深層次結構矛盾」其實是香港長久以來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出了問題，才會導致資源分配不均、產業發展單一、向上流動停滯、貧富懸殊嚴重。
問題是，當中央也「後知後覺」，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才開始爭奪香港政治話語權，諸如加強「一國先於兩制」的論述、理順「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的關係等等，而在此亟需搶佔輿論陣地的關鍵時刻，向來缺乏政治論述而只懂應聲的建制陣營和特區政府，自然大拖中央後腿——因為他們既看不透「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也陷入了意識形態的認知彌彰。
以去年大爆發的反修例風波為例，當示威者以「價值追求」之名肆意衝擊和破壞，甚至把民怨爆發演繹成為「香港未能落實普選」的問題時，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的輿論應對可謂「全軍覆沒」——首先，他們大多對「資本主義」深信不疑，甚至對「社會主義」帶有偏見，所以當面對「普選至上」的論述時，可能打從心底認為頗有道理，也就難以跳出既定框架加以反思，根本不懂得根據各地的政治現實有力回擊「普選並非靈丹妙藥」；其次，他們缺乏政治原則和政治理論的支持，更加沒有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所以當「政治正確」之風大行其道，「民主自由」也變得「至高無上」，他們自然不敢主動反擊甚至引領輿論導向；最後，由於對香港問題的認識存在偏差，根本未能對公共行政和政制發展形成一套實事求是並具說服力的話語體系，導致整個陣營理不直、氣不壯。
《香港01》早已不厭其煩地指出，如果建制陣營自回歸初期就能夠深刻認識由港英時期已經不斷累積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又能夠透徹理解「一國兩制」的辯證思維，並及早預視「兩制互動」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張力，繼而做好政策論述，再好好因應有關問題帶領香港設定議題，他們又怎會輕易失去香港的輿論陣地，令民主派所主導之「只有普選才能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認知，誤以為民主普選就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靈丹妙藥」，甚至深信「中央治港」就是「港人治港」的「絆腳石」？同樣地，如果特區政府自執政開始就大膽扭轉由港英政府沿襲至今的「官商共治格局」，得以去除由殖民政府遺留至今的僵化官僚體制和消極治港思維，又敢於積極破除自由放任經濟的教條枷鎖，而且具備對社會問題的透徹認知和改革能力，能夠與時並進地建立符合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治理方針，又怎會落得今日田地？
對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考維度要變
必須擺脫既得利益
回到群眾中去
作為自2016年創刊至今已經提倡「是時候改變了」的倡議型媒體，《香港01》樂見不同政治陣營放下意識形態偏見，秉承實事求是的態度，打破既得利益束縛，共同推動社會改革，重整產業和分配；如今「建設力量」提出「變革」，必須明白既然要「變革」，就不可能不觸及既得利益的奶酪，也別妄想可依靠「和稀泥」手法蒙混過關——因此，建制派斷不能再糾纏於既得利益群體。
以向來被歷屆政府視為「重中之重」、可謂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中最突出、最迫切、最為人詬病的房屋問題為例，為什麼這個擁有80萬個公共出租房屋、40萬個資助房屋，以及160萬個私人住宅單位的香港，竟然無法將這280萬個單位合理分配給全港260萬個家庭，導致20萬人要蝸居劏房，還有25萬人正在苦候公屋，而近半可以自置物業的家庭，平均卻要承受高達70%的按揭供款比率？
面對「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的荒謬現象，向來與既得利益集團關係密切的「建設力量」，往往都會用「土地不足」這粗淺理由以掩蓋「分配失衡」的真相，然後要求政府多賣一些土地、好讓地產商再興建更多房屋、鼓勵更多市民走入「置業」等於「致富」的認知迷思當中；而當他們也發現政府被既得利益捆綁得實在「擠不出」土地，所想到的「絕世好橋」就是請求中央租讓土地予香港，以為可以藉此化解「土地短缺」、解決房屋問題。
然而，翻查規劃署的數據清晰可見，擁有1,106平方公里土地的香港，其實只發展了約24%的土地，當中更只有7%屬於住宅用地；更可憐的是，在僅有的78平方公里住宅用地當中，只有17平方公里是公營房屋，另有26平方公里是私人住宅，但有35平方公里是鄉郊居所，供70萬名原居民及相關利益者享有——換言之，小部份的人享有大部份土地，而大部份的人卻在為小部份土地「賣命」——因為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多年來深陷「房屋就是商品」的迷思，強調房屋的「交換價值」多於「使用價值」，長期把「安居」和「置業」混為一談，支持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變相令以地產為首的財團不斷坐大、不斷操控土地發展、不斷剝削小市民。另一可笑的例子是佔地17平方公里的棕地，以及50平方公里的發展商囤地——試想像，即使只用這合共67平方公里土地的四分之一來興建公營房屋，按低密度地積比率3.6倍及每個單位1,000平方呎推算，也已經可以提供30萬個單位。
為什麼「建設力量」不敢如《香港01》所積極倡議般，推動特區政府建立2,000億元的土地基金，以支援全面的土地供應改革，包括收購私人或發展商農地、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並發展棕地、取消丁權以釋放丁屋用地等等，同時採取兩大措施斬斷發展商囤地誘因—改變土地轉換的計價方式，設立追收補地價或發展費的機制，藉此減低發展商改劃農地後的收益；停止將農地轉為屋地的程序，令發展商再沒任何誘因購買或持有農地；至於無法建屋的農地，則可發展現代化農地、規劃農耕專區，如有違反，可以強制收回？
答案顯而易見，他們也深陷千絲萬縷的既得利益集團當中，所以，當去年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前夕，而建制派大黨民建聯藉此提倡優先以「土地共享先導計劃」覓地建屋，直至合適土地無法透過公私合作落實發展再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建屋時，《香港01》早已指出，不要妄想以為這種由發展商主導土地供應的方式就能重掌香港未來的發展權；如今，政府順勢推出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似乎無人問津，強制收地更已沒有下文，未知「建設力量」如何跟進？
示威者有所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建設力量」何不以「五大民生，缺一不可」作輿論抗衡？除了土地房屋之外，勞工保障、免費教育、醫療產業、全民退保等方面的改革，哪樣不是亟待特區政府重整「產業」和「分配」再加以推進？只有盡快釋出土地資源，制訂全面的產業政策，才能協助香港結構轉型、拓展經濟新增點，繼而再積極介入調整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令勞工階層可以享有更合理的按勞分配報酬，再藉社會資源的供給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從而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質——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大把問題迫在眉睫，如果「建設力量」只以「政治口號」搪塞了事，而不好好建構一套符合公平正義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論述，相信過不了多久，恐怕「變革」未竟，他們極可能已被市民和中央「革職」。
上文刊登於第22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8月17日）《致「建設力量」：請不要空談「變革」！》。請按此訂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