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要緩解民粹浪潮 基本收入幫到手嗎？
必須承認，要保障人人都有基本收入，涉及龐大開支，若有適當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機制配合，基本收入計劃對公共財政的負擔遠較想像中少。假設有100人參與計劃，每人每月基本收入為200元，那麼，計劃每月總開支便為2萬元，若有一個分級徵收款項的機制配合，如最富有的10人徵收500元，富有程度較低的10人徵收400元，餘下80人則支付137.5元，便足以抵銷計劃的開支。
一加一減之後，真正能有淨收入的是80名付出較少的人，這群人大部份為基層人士。這設計的好處是能夠真正為有需要的人—多為基層人士—提供最起碼的生活保障，而不會把資源浪費在本已不愁衣食的富人身上。正因為要把富人也納入計劃之內，所以計劃必須「全民」參與，因為經濟保障有助社會穩定和團結、紓緩階級矛盾，富人即使要付出更多，亦應該支持計劃。
承接上文︰【社會保障】每人每月有錢收 基本收入成疫症「解藥」？
疫情造就「獨一無二」時刻
或許沒人會想到，對基本收入的討論會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而出現重大的轉折，就連最難克服的財政負擔也似乎變得可以接受。舊有社會安全網在疫情下的脆弱，促使不少政策倡議者轉投支持基本收入。史坦丁形容，對基本收入倡議者來說，當下是「獨一無二」的時刻，至少在他熟悉的歐洲來說。
「歐洲社會調查」（ESS）在2016/17年進行研究，發現歐盟區內只有約35%至65%人士支持基本收入；但到今年3月，英國牛津大學訪問了約1.2萬名歐盟居民，發現高達71%受訪者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原因是大眾終於感受到經濟突變和疾病帶來的無助感，亟需最起碼的生活保障。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不少人在疫情爆發後「轉投」基本收入的懷抱。早前批評楊安澤的主張不切實際的桑德斯，更提出要加碼推出全民基本收入、即每人每月獲發2,000美元，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楊安澤更在5月12日宣布，會與紐約上州的社區中心合作試行全民基本收入計劃，連續五年每月向20人派發500美元。
此外，各國為應對疫情實施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工作和生活事務大舉轉移網上，又徵用大量機器代替人手，加速自動化進程，令民眾愈加感受到被機器淘汰的威脅。
可緩解民粹主義
無獨有偶，史坦丁（Guy Standing）在今年初推出新書《Battling Eight Giants - Basic Income Now》，列出八個當代社會的公敵。除了上文提及的不安、不穩定無產階級、自動化外，還有不平等、債務、壓力、人類滅絕、新法西斯民粹主義，而基本收入是拯救人類的「藥方」。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因而支持落實基本收入。有反對者便提出，基本收入會成為政客操弄民意的工具，例如大開水喉籠絡民心，加劇民粹主義，罔顧地方財政能力。但史坦丁認為，民粹主義是不安、恐懼和缺乏保障的產物，基本收入反而能夠抑壓民粹浪潮，「如果你有基本保障，你會更傾向獨立自主、堅持信念，為家庭、社群、社會着想，不會支持家長主義。」
史坦丁補充，基本收入是社會必要保障，但不是萬靈丹，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基本收入要恆穩致遠，必須有其他制度基石，包括民主參與和自由表達意見，讓人民可以監督分配基本收入的機制，防止政府肆意討好或控制民眾。同時，人人有權發聲捍衛利益，有平台收集和回應意見，從中尋找共識，避免措施偏頗。如果沒有這些保障，基本收入難以成功。
世界正值巨變，上至領導人，下至民眾，均深感過往政策已經行不通，加上社會福利制度漏洞處處，既不能助人防貧脫貧，遑論紓緩群體矛盾和仇恨。一些過往被認為天馬行空的主張，現在亦不乏捧場客，以基本收入計劃爭取人類自由和生活安穩，是其中之一。基本收入一直在不同地方進行實驗，互相參照並愈見規模，推進過程相當務實，惟要推進至國家層面，始終要解決財政來源和官僚舊有思維，肯定激起艱巨的輿論戰役，這是史坦丁和一眾倡議者的下一道難題。
西班牙推最低收入保障 史坦丁︰不看好
各地政府大手筆推出保障就業、現金派發措施，媒體和評論界常把這些計劃跟「基本收入」相提並論，西班牙政府計劃在6月底推出不設限期的最低收入保障計劃，被形容為另一場大型基本收入的測試。史坦丁強調，縱然這是步入基本收入的方向，但並非完全符合原則，更直指西班牙的計劃有三大問題，難言理想。
第一，計劃受惠對象縱然多達85萬家庭、涉及230萬人，但只佔國內1,200萬貧窮人口的兩成，並不算高，每年耗費30億歐元（約263億港元），只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約0.25%。當入息審查仍然存在，紓困效果成疑：「若然有群組的經濟不受保障，所有群組也會變得脆弱，不能獨善其身。」
第二，受惠資格視乎去年的稅務記錄，即今年受疫症衝擊的人未必包括在計劃內。不過，當地報章引述政府消息指，將會擴大保障範圍，增大保障網。
第三，計劃以家庭（包括單親家庭）為單位，而非基本收入提倡的個人，未能達致個人自立自主目標：「在先導計劃中，我們看到女性缺乏足夠收入，因而缺乏經濟保障，生活要依賴丈夫和家人，忍受各項不合理對待。有基本收入，家庭內的性別關係會更對等。」
基本收入計劃在實踐上有諸多限制，例如預算有限、時間不能太長等，但史坦丁在以往的實驗觀察到，有幾道底線必須堅持，特別是金額必須直接派發給個人、不設入息審查，寧願金額少一點，也盡可能令更多人參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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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1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2日）《每人每月有錢收 基本收入成疫症「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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