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那些年，那些人和書】知名出版人筆下的人文財富

紙書出版的黃金時代不再，網絡媒體上的浮躁也壓縮了其生存空間，但社會始終需要有深度、有溫度的文章、書籍，更需要編輯們認真籌劃、編輯和包裝，才可突圍而出。由知名出版人李昕撰寫的《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就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從事圖書編輯、出版逾三十年的寶貴經驗，當中也披露了不少愛書人欲了解的兩岸三地出版界的趣事。
撰文：楊映波

李昕是內地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大學畢業生，1982年進入北京著名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派來香港三聯書店工作，先後出任副總編輯、總編輯，2005年當上北京三聯副總編輯、總編輯。2014年中退休後，在大學兼任教授，著有編輯學演講錄《做書：感悟和理念》、回憶錄《做書的日子》、隨筆集《做書的故事》、《清華園裏的人生詠嘆調》等。

在這本新書中，李昕挑選了部份前作精華，再添上新內容，按他工作過的三間出版社時期去分類，時間脈絡清晰。雖然不是自傳，卻也可展露這位為人作嫁衣的知名編輯是如何煉成的，還揭示了當時兩岸三地的出版秘聞，尤其是身邊二十位重量級作家及出版人的故事，如周有光、楊振寧、楊絳、李敖、吳敬璉、王鼎鈞及傅高義（Ezra F.Vogel）等。

「趕上好時代」的實戰經驗

回首往事，李昕常說自己「趕上了好時代」，趕上了「最好的出版時代」。八十年代的內地百廢待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藏龍臥虎，時任總編輯屠岸能作詩，能翻譯，能繪畫創作，還能寫文學評論。在書中，李昕憶述屠岸的詩人情懷，在文革牛棚飽受摧殘的日子，靠一遍遍唸英國詩人慈濟（John Keats）的詩作而取得溫暖。屠岸強調編輯要學者化，腹中空空的編輯是無法編好書的；要幫助作者提高圖書的品質；一定不要自作主張地擅改書稿，即使你的意見正確，還是要先徵求作者同意。

前輩的這些觀點，李昕牢牢謹記，也下了狠功夫去鑽研，「善於為作品增值的編輯才是好編輯」也成了他的做書人金句。「再如我強調編輯改稿，只解決『信』與『達』的問題，也就是準不準確和通不通順的問題，不解決『雅』的問題，因為『雅』的標準因人而異，無法統一。」也是受了屠岸的觀點影響。這些原則也值得其他編輯借鏡吧。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十四年，為李昕打下了堅實的編輯功底；不過，真正建立起出版理念及市場意識還是在香港三聯書店工作的八年。「我從藍公身上更多地懂得了一個出版人要以圖書參與現實。」藍公即是香港三聯書店前名譽董事長藍真，他強調出版物既是文化作品，又是商品。經過香港這個小而複雜、出版艱辛但網絡通達的地方的歷煉，令回到北京後的李昕在出版業得到飛躍發展。

「回到北京工作後，發現有一段時間北京三聯的選題中風花雪月的題材較多，鑽學術象牙之塔的也不少，但是關注現實的著作比例偏低，便在編輯中呼籲三聯一定要食人間煙火。此後，我親自參與或主持策劃了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于幼軍的《求索民主政治》、吳敬璉的《直面大轉型時代》。」其中來港爭取、在眾多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取得《鄧小平時代》的簡體字版本出版權，並取得一百萬本的銷售量，成為他編輯生涯中最漂亮的一戰。

做書人李昕另一金句是：「贏得小眾中的大眾，勝過在大眾中獲得小眾。」是他幾十年出版經驗的高度總結。他善於為書找讀者，也將「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套書的發行例子寫在書中。台灣著名作家王鼎鈞此套書出版半個多月，只售出六千套，佔總印數的百分之三十，讓他大失所望。「當天晚上我回到家裏，直抒胸臆，一揮而就，只用了兩個小時，寫成一篇《你一定要讀王鼎鈞》。文中我隆重推薦『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博大而豐富，厚重而深沉』，是『二十世紀一代中國人曲折坎坷的人生經歷的縮影。』」之後在網上變成熱帖，加上舉辦讀書會等，訂數開始攀升，兩年內銷售超過五萬冊，此後一直常印常銷。

李昕在書中亦作出反思，直面內地審查制度及自我審查留下的遺憾，談自己多年來做編輯充當「刀斧手」，砍去了若干作品中與時代環境「不宜」的內容，甚至使作品「傷筋動骨」，惹得作者不悅……不過，他認為這也成全了一些書稿順利出版，令作者的主要思想成果得以留存及傳播。

其中，《胡風評論集》的出版風波令李昕耿耿於懷：「對胡風後記的過度處理，大量的內容原本不應動刀。」胡風在文中講述路翎遭遇及傷痛，「這些史料真應當很好地保存下來，因為它們正好可以引起我們反思：極左思潮的文藝觀，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害人至深。」雖然李昕並非此事的決策人，但畢竟是全過程的參與者……他真希望，這樣的歷史永遠過去了，將來的人們不再為自己也曾經歷這樣的歷史而遺憾。

百歲智者的深邃感悟

李昕與作者交往有寫日記的習慣，為他的寫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所以書中內容強調紀實，全是親歷、親聞、親見。當中有四位百歲老人的哲理故事值得分享。一次，李昕去探訪有「漢語拼音之父」之稱的周有光，問老人最近有什麼新作？老人順手從資料夾裏拿出一篇短文給他看。「這篇文章題為《聖人出，清河黃》，只有三四百字，主題是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他說『聖人出，黃河清』，這是一句古語，其實是反話。事實是，『聖人出，清河黃』，從堯舜禹湯文武這些聖人開始，他們一出世，就領導群氓開闢山林，刀耕火種，經過幾千年，森林變良田，而清河也變成了黃河。黃河原本是清河嘛。」他在書中引述周老的話。

周老還講起大躍進大煉鋼鐵時代，他乘夜車從北京去上海，看到鐵路兩邊火光沖天，千里通明。當時燒掉樹木煉鋼，引起了後來的濫砍盜伐，以致黃河和長江兩岸的森林都被砍伐，黃河更黃，長江也黃河化了。「我們今天要汲取教訓呀。」老人很感慨。

李昕也曾在探望楊絳時，問她有什麼新作。一次老人拿出一篇僅三百字的短文，題為《儉為共德》，文中有云：「近偶閱清王應奎撰《柳南隨筆˙續筆》，有《儉為共德》一文。有感於當世奢侈成風，昔日『老生常談』今則為新鮮論調矣。故不惜蒙不通世故之譏，摘錄《儉為共德》之說，而饗世之有同感者。」

這篇短文後來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適逢當年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一時成為兩會代表熱議的話題。李昕稱，後來中央出台了有關廉政的「八項規定」，不知是否與楊先生此文有關。「這兩位飽經滄桑的百歲老人，他們仍然關注着我們的時代和現實生活，把自己深邃的感悟和卓越的智慧貢獻給社會。」

北京三聯曾出版一套百歲老人的回憶錄叢書，包括周有光的《百歲憶往》，四川一對國共兄弟馬識途、馬士弘的《百歲拾憶》與《百歲追憶》。李昕述說了馬氏百歲兄弟總結的長壽三字訣：「不言老，不服老。多達觀，少煩惱。勤用腦，多思考。能知足，品自高。勿孤僻，有知交。常吃素，七分飽。戒煙癖，酒飲少。多運動，散步好。知天命，樂逍遙。此可謂，受之道。」馬識途亦曾對記者說：「很簡單，十個字，吃得，睡得，走得，捨得，受得。」然後解釋說，最重要的是「受得」。

在文革期間，馬識途被造反派批鬥、遊街，去勞改時每天打掃廁所。但是，他把那臭氣熏天的廁所，收拾得乾乾淨淨後，居然貼出「廁所所長公告」，像造反派一樣「勒令」大家遵守公德，保持廁所衛生。「這種心態簡直夠得上黑色幽默。」

嚴謹治學精神下的可讀性

通過李昕的文章，筆者也對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加深了認識，他是美國的亞洲問題專家，以嚴謹的治學精神著稱。傅高義足足用了十一年、平均每天逾十個小時去研究，並且在世界各地訪問了超過三百人才完成《鄧小平時代》一書。難得的是，「它採用敘事文體，作者的觀點隱藏在背後。不像國內許多學者那樣拉開架勢，用官式的八股語言來做研究。」將一本學術著作寫得通俗、流暢、易懂，像是講故事。傅高義告訴李昕，每章節的第一批讀者，都是家鄉一群從小學到高中的同窗老友，由他們檢驗其作品的可讀性。

有一次傅高義去演講，有讀者問及他的研究方法。他說是帶着「理解和同情」動筆寫作的。因而，「中國改革年代的人物充滿矛盾，人與人之間多有思想衝突和鬥爭，但是傅高義對此卻能遊刃有餘，控馭自如，恐怕與他這種寫作態度有關。」筆者對此也深有同感。

生正逢時，不但是李昕身處出版界黃金時代的寫照，也是他筆下那二十位重量級作者及出版界前輩的寫照。他們經歷巨變的時代，積累了與眾不同的閱歷，讀者也可通過李昕引人入勝的文字，分享到這筆珍貴的人文財富。

《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
作者：李昕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上文刊登於第21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８日）《《那些年，那些人和書》知名出版人筆下的人文財富》，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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