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捲入「內鬥」旋渦？ 其實，藍黃仲有得傾
當有人拒絕用顏色標籤自己，是否就成為了「異類」？當世界僅剩下兩種顏色，社會紛紛歸邊站立場，香港何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社會的撕裂需要停止「內鬥」，站在對立面的雙方只有放下偏見，才有得談如何一起走下去的共識。
放低成見，藍黃仲有得傾？
反修例運動中產生的新詞彙中，不少都反映出兩個陣營群體的分化。「黃色經濟圈」是指支持者以政治取態作區分所構建的經濟圈，在消費時優先光顧政見及理念相似的「黃店」；「裝修」是勇武派針對公共設施和親北京商家的打砸破壞；「私了」是指雙方以暴力形式私下解決恩怨，造成嚴重後果的事件不在少數。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動機及情感實驗室於去年9月18至29日期間進行網上問卷調查，發現市民對社會上不同群體的情緒反應呈兩極化趨勢—逾六成反修例人士對香港警察、香港政府及親建制人士「完全沒有」同情；同時，超過六成支持警察人士對「和理非」及「前線」示威者「完全沒有」同情。社會失去同理心，意味着意識形態凌駕於一切之上，立場先行令兩派人自說自話，社會走向極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大家是否真的「冇得傾」呢？
黃文萱以「藍黃是政見，黑白是良知」的口號為例作解釋，這句話裏，藍黃分別認為的「黑白」是不同的，這是「冇得傾」的關鍵原因。再加上政府處理方式差，沒有站在第三方施展公義，而是選擇爭端兩邊的其中一方，這就會令市民覺得連政府都是無法中立的。她表示，站在個人角度，她不會覺得「私了」是正確的處理手法，但她認為這是一種無處發洩的結果：「私了、失去同理心，真的是政府逼出來的—一方的陣營，在警方面前完全不需要害怕，可以橫行，而另一方始終被打壓，沒有發洩的出口。遊行也不行，打又打不贏，要怎麼表達內心訴求呢？」理性溝通，應該沒有人認為是錯的。黃文萱歷經區選，開始地區工作，也曾嘗試過跟街坊「理性討論」，但她發現很多時候，人們根本不是想要「誠心」溝通見解，只當她是「垃圾桶」，對她抱怨和指摘而不去聽她怎麼想。這令她感到挫敗，也就愈來愈不想再跟這些前來「議論」的街坊解釋了。
但相對於「藍營政客」而言，她表示還是更了解「藍色街坊」：「我真是不理解他們那邊政客的世界，不知道他們是真心有信念還是想要利益、上位拿選票。街坊的話，可能會理解一些吧。有一些真的很信奉權力，覺得權威講什麼都對；有一些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中產，不想改變信了這麼多年的價值，所以站出來反對任何影響到他們固有價值的事。」她所無法理解的，是那些極端化的人士，並認為淺藍變深藍是為了利益，才會講很「出位」的話，「就像你不會想像田北辰、葉劉（葉劉淑儀）講話會講得很重、很出位的。同時我也無從得知藍色的年輕政客是真的相信這一套信念，還是為了利益？所以在某一程度上，我不知道怎樣跟他們聊。如果是沒什麼良心、為了上位發達，我就真的沒什麼好講的了。」
「對方有些人對我們的定義太過幼稚，覺得我們聽不進其他聲音。」劉鎮海回應對方陣營的質疑時稱，「起碼我們這些開明建制都是願意聽人意見的。在彼此都願意向前一步的情況下，就是可以溝通的，不一定要把香港打成個死結，愈扯愈緊。」他沒有急着為建制「正名」，只是說社會上被建制派「要麼是既得利益者，要麼是年紀大的人」的刻板印象蒙蔽眼睛。他邊笑邊舉例說，泛民害怕「藍絲」阿伯，建制同樣怕「後生仔」。他們擺街站時，見到戴口罩的年輕人經過都會多留意一點：「會不會過來搞事呢？所以想想，真的不能這麼定義。分藍黃本身就已經錯了，再分年齡層，更是錯上加錯。」劉鎮海和一些來自建制派不同政黨的年輕人組成了一個青年聯盟，會時常一起討論時事及未來出路，有時也會有些「淺黃」朋友加入。「他們是願意溝通的，我們的責任就是去說服他們，起碼大家都承認中央主權，在這個框架下一起爭取點什麼。但裝睡的人叫不醒，不願意溝通的人，我再怎麼『打開懷抱』都做不到的。」說畢，他又坦承了自己的「局限」，即使願意「打開懷抱」跟不同想法的人溝通，但實際上也難脫「同溫層」漩渦—傘運時他經歷了與建制割席的「unfriend潮」，所以現在朋友圈子裏剩下的「異見者」所剩無幾。
藍黃雙方的「溝通」意願、實際情況等，從兩位年輕人身上可見一斑，大家都認為自己是開明一派，但同時也需真正「打開懷抱」，多聆聽、交流，不被「同溫層」吞噬。做過記者，入過政府，「年資」顯然更為豐富的羅永聰表示，自己的朋友什麼立場都有，自己也不會特意幫襯「黃店」、避開「藍店」，因為對他而言，選餐廳吃飯從來只有一個原則—想不想吃。他交朋友也是一樣，友誼並非建基於相似的政治立場。他認為，多元本身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所以立場不同很正常，首先是不要去消滅、詆毀不同的意見，而是要去說服：「我不明白為什麼突然之間，所有事都要頂着立場去看，沒有立場就沒得談，我覺得很荒謬。」
羅永聰是「唯才主義」（Meritocracy）的信奉者，也認為香港一路以來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講求用人為才，所有事情都要講道理，不是講拳頭。大家在不同題目上將自己的立場看法表達出來，爭取不同人的支持，這才是一個公民社會應有的質素。「我和一些朋友早前曾討論，說共產黨都重視『又紅又專』，要求立場堅定的同時，都要『專』—要有能力。很不幸的是，現在我們香港只講『信得過』、『自己人』，對『專』很忽視。」他直言，香港賴以成功的是在市場裏、在世界上、在爭論中不斷打滾的時候，有着汰弱留強的過程，勝出的人就會成為社會領袖，帶着大家向前行。但現在商界也好，「專」界也好，都很少有人站出來帶領香港向前了，因為大家都開始講立場—多麼悲哀。
「為了香港好」，共識可以有？
用兩個顏色分化七百多萬人，簡單粗暴地令社會捲入「內鬥」漩渦。但只要雙方肯摘掉「有色眼鏡」，放下偏見，對話不是沒有可能的。沒有溝通，失去同理心，就會令社會徹底支離破碎。羅永聰指出：「就算讓藍絲全住在東邊，黃絲全住在西邊，雙方的淺藍深藍、深黃中黃又要接着分化。所以要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雖然這個平衡點比較難找。」
黃文萱認為，共識還是可以有的，即使在泛民當中，也有很多人想「回歸平靜的生活」：「比如說反修例時候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算是一個普遍認可吧。誰也不想就這麼過下去，誰想每天對着新聞憤怒呢？其實兩邊都不想的。」劉鎮海也提到當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算是共識，只不過他認為泛民提出這個要求是為了調查警察，他則是為了調查事件本身，警察濫用警權一定要懲處，但如果被冤枉也要調查清楚：「雖然調查目的或對象有點不同，但最後都認可這個結果。所以說，這些訴求怎麼會沒得談呢？有的談嘛，只不過當時沒有去談。就像是國安法，也有得談。中央政府有權立法，但都要收集當地民情，有什麼辦法可以給香港人多點保障呢？比如條文細節，還有我一直想要為港人爭取的一人一票選特首，這都是可以一起討論的。」
羅永聰嘆道，社會變成現在這樣，是香港的「命運」。同時他深感可惜，因為他認為香港從來都是講道理而不是講立場的地方，香港的成功建基於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想要獲得支持就要通過充足的理由和論辯，跟立場沒什麼關係。但漸漸地，立場變得愈來愈重要，兩邊都開始立場先行：「藍黃之爭其實是一個縮影—香港現在對merit（才能）的輕視，不看能力看立場。有人會說『你這套過時了，羅永聰，香港現在不是講這些。』我只能說，我尊重你有這個看法，但我不信，且不會改變我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不是說現在不是這麼玩的，我就一定要跟着這個玩法，我會理解，但我不會認同。我知道這是我們舊時代人的看法，但香港真的不再需要了嗎？看，香港現在變成了一個絕對藍黃、絕對對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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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8日）《黃藍撕裂墮入「內鬥」 百花齊放的香港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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