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史教材引發的爭議 英國人不一定為鴉片戰爭辯護（上）
上星期香港本地中、小學歷史教育裏的鴉片戰爭部份再度引起熱議，問題焦點之一落在是否應該強調中、英文化差異對觸發戰爭的作用大於鴉片走私貿易。不同意這種主張的人斥之為殖民餘孽陰謀「翻案」、「洗白」，認同者則謂那才屬於以世界、國際為中心的態度……我們先不深究雙方背後埋藏何種政治意圖，單靠表面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或多或少都將「英國觀點」以至所有西方學者一概而論，理解成為否定鴉片走私貿易與戰爭的關係，可是這種處理方式顯然值得商榷。
去年底，有本地學校初中中國歷史科補充教材被發現包含一篇題為《為甚麼中英爆發鴉片戰爭？》的閱讀文章，內容強調中、英兩國之間「政治、貿易體制的衝突以及司法制度的衝突」是鴉片戰爭發生的根源，但隻字未提洋商輸出鴉片賺取中國白銀一事，因此製作教材者一度遭質疑是想繼承西方史觀美化英人入侵。
到本月初，又有某間具備長年編修教科書經驗的出版社之初中中國歷史課本被揭發在鴉片戰爭教學內容出現問題，當中引述一段聲稱整理自英國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著作《追尋現代中國》的資料疑似有意批評林則徐禁煙是釀成戰爭的錯誤之舉，各方批評作者立場期間，往往連帶譴責英國學界在為侵略行為辯護，及後有人翻檢原著，才發現史景遷根本未有表述過相關觀點，這種現象足以提醒我們反思所謂英國鴉片戰爭史觀不是只有一種。
英國觀點從來未見統一
毋庸置疑，將鴉片戰爭爆發歸咎於「政治、貿易體制的衝突以及司法制度的衝突」一類文化差異遠因，確實是早期英國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的常見情況，譬如倫敦大學講師薩金特（Arthur Sargent）於1907年出版的《英中商業與外交：以十九世紀為主》就避開敘述戰爭過程而強調三點：一是戰前清廷過去對英人所造成的傷害與侮辱亟待修復，二是英方旨在要求中國摒棄閉關政策及公平對待其他文明國家，三是戰後鴉片問題依然未獲條約協調處理，試圖藉此帶出戰爭跟鴉片問題無關的訊息。晚一點的例子則有劍橋大學講師普拉特（Desmond Platt）於1968年出版的《金融、貿易與政治：英國外交政策，1815-1914》，他在書中表達的觀點基本沿襲薩金特的思路，目的仍然是想否定戰爭本身與鴉片貿易的關係。
此外，香港近日有小學教師在授課途中表示戰爭源於英人來華消滅鴉片，類似觀點原來也有英國學者提過。牛津大學講師威廉森（James Williamson）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版的《英國對外擴張簡史》描述鴉片戰爭歷史，便先指出中、英兩國政府同樣有意禁制走私鴉片，然而清廷前朝禁煙措施效果不彰，辦事官員甚至直接參與其中，致使英國政府無法合作；到英方配合林則徐銷煙以後，清廷打算不經公平審判處死洋人，又偷襲被無理逐出廣東的英國人，這才迫使英軍戰艦反擊宣戰。北京大學歷史學者齊思和看到相關文字時，憤然作出以下反駁：「把不能厲行禁煙的責任完全放在中國身上，可謂極盡歪曲的能事……戰爭的敘述完全是歪曲的，作者本是英帝國主義的鼓吹者，這也無足奇怪了。」當然，威廉森這種極端看法絕非流行，後人也毋須渲染誇大它在英國的影響。
如果只看前引幾種著作所反映的鴉片戰爭史觀，我們很可能得出英國人一直避諱談起鴉片走私問題、不肯承認當年錯誤的印象，但很多英國人於戰爭爆發前後明明積極落力譴責走私鴉片的同胞，甚至連發明「鴉片戰爭」（opium war）一詞的也是英國人。早在國會辯論應否對華開戰前夕，1840年3月出版的倫敦《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便有文章指出，「政府的御用文人在拼命地替對華戰爭塗脂抹粉，把一名黑得比黑炭還黑的非洲黑人塗成白人……歷史將把此場戰爭命名為『鴉片戰爭』！」這個稱呼很快被英國本土反戰派廣泛使用，並且在其名義之下繼續進行反政府、反鴉片的活動和批評，可見英國人從最初就對這場戰爭存在正、反兩種立場，籠統地說任何一邊代表當地主流看法均與事實不符，更沒可能如某些人所言英國人始終在想方設法隱瞞過失。
論斷史事可隨時地變遷
承認戰爭源於鴉片的英國人著述，跟那些被指為借口文化、制度或法律問題掩飾真相的作品一樣汗牛充棟。1876年英國傳教士丹拿（Fredrick Storrs-Turner）出版的《英國鴉片政策及其對印度和中國的結果》提到：「有人抗議使用鴉片戰爭一詞，他們聲稱戰爭還有其他原因，即使沒有鴉片貿易戰爭遲早也會發生。這可能是對的，但是在回顧前述事件後，實際發生的戰爭明顯發迹於鴉片貿易，並且從中確立了其道德品性。」自幼移居澳洲的英裔記者兼作家霍爾特（Edgar Holt）於1964年出版《鴉片戰爭在中國》一書亦直言：「根據自由放任原則的簡單信念，已經不再能夠為商業上的貪婪辯解。正是這種貪婪推動外國商人向中國提供一種有毒的使人身心衰竭的藥物，而與這些外商的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對他們的意見似乎也很反感。」
對於同一段歷史事實的論斷，往往是隨其人身處的時代背景而有所變化。傳教士當中不少人身兼醫生之職，又親眼目睹鴉片毒害大量中國人，自然就會對走私販毒的同胞切齒腐心；後世離開英、中兩國生活或工作者則因為站於第三者立場審視事件，也應該比較能客觀評論相關史實。尤其隨着兩國的檔案文獻逐步完成整理和解封，先人未能看到的新史料亦不斷被發掘出來，加上中外學界交流日益頻繁，海外學者增加利用中方史料與同情中國人，並且對前賢理論作出調整和修正，更是在這種環境之下必然產生的趨勢。只要考慮到這一點，我們便不難察覺隨手從某一時代抓住某名英國政客或學者的言論來代表整套「英國觀點」是多麼無稽，在邏輯上跟說陳方安生、林鄭月娥或戴耀廷的某句話可以代表所有香港人意願沒多少分別。
況且這種變化其實亦出現在中國人對於鴉片戰爭的認識。以中國本土的歷史教科書為例，清末時期距離鴉片戰爭為時未遠，再加上教材內容有不少是編譯自日本人的著作，書商或作者又可能有意幫助朝廷隱諱，故對鴉片戰爭幾乎只作簡單陳述而已。去到民國初年，國人民族主義漸趨成熟，更多本土知識份子親自下場執筆，他們寫出來的教科書便開始突顯戰爭造成國家煙毒氾濫及外交挫敗的影響；然後隨着學校教育在現代化之路穩步上揚，社會對國際世界的知識逐漸增加，面向學生的教材內容也與時並進地出現了「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等字眼，並且慢慢傾向將鴉片戰爭視作民族積弱、列強欺侮的開端，進而將它當成中國近代史之始、現代化的起點等等。既然不同時期的中國人能夠對同一場鴉片戰爭有不同的評價，那麼另一方的英國人又何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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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11日）《剖析中史教材引發的爭議 英國人不一定為鴉片戰爭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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