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抗疫戰爭期特事特辦　生存危機下私隱何價？

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一大困難，是感染者未出現病徵已經可以傳染他人，故要及早斬斷傳播鏈。早期抗疫見效的地方，例如中國內地、台灣、韓國、新加坡、香港，利用科技大規模取得和分析患者和密切接觸者曾出現的位置和活動軌迹，被認為是有效追查感染途徑、及早把當事人與社區隔離的方法。
監察個人健康數據有助保障公共衞生，但這不表示政府和科技巨頭可以無止境的監控。此外，使用抗疫科技工具時不無副作用，例如民眾有被「起底」的風險、非患者受不必要侵擾等。有機構便嘗試利用技術，在避免收集用戶個人資料之下分享位置，以便聯絡追蹤。疫情使私隱與科技應用如何取得平衡再成話題，政府、科技界別和民眾都各有責任要守，才能維持互信。

早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私隱專員公署已就收集和披露被檢疫者資料發出指引*，當中不只回應在疫情下能否取用個人資料的疑慮，更帶出一個更根本的訊息—私隱權不是絕對權利，生存權才是。生存權不單只是指涉當事人，還包括其他人的生存權。

*註：私隱專員在2月11日發出新聞稿，回應傳媒就政府使用視像通話以確定被檢疫人士留在申報地點事宜及最新「起底」情況的查詢，稿中引用條文指出：《私隱條例》第59條豁免與公眾或社會利益有關的健康事宜，可免受限制使用資料的規管；《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II部第2條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均指出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屬絕對性，並凌駕於其他可能與其有衝突的基本人權，包括私隱權。而生存權不單只是指資料當事人的生存權，還包括社會上其他人的生存權，此原則在涉及公共衞生的疫情之下尤其重要。

在這個前提下，根據《私隱條例》，政府收集被檢疫者的位置資料，監察他們有否遵守隔離條件，是合乎適度、合法的。政府有權依法要求被檢疫者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更在判斷其他人的身體健康相當可能面臨嚴重損害時，毋須得到當事人同意，便向第三者披露當事人的身體健康情況，免去違反《私隱條例》責任。政府有充分的法律及正當合理的基礎，以超級電腦收集及使用於網上或實體形式所取得的資料，以追蹤病毒患者或潛在帶病毒者。

疫情之下，「特事特辦」有其必要。香港便有病毒確診者隱瞞外遊史，導致醫護人員未能及早防範，增加醫院爆發風險；而即使大部份人願意如實透露外遊史和潛伏期活動，但總會忽略、遺忘細節，故政府有必要掌握更準確的資料。醫管局及後便提升了電腦登記系統，容許醫護查閱病人出入境記錄。

事實上，除去個人資料後的數據對抗疫也相當有用，例如企業轉交通話或交易記錄給政府分析，便有助尋找群組感染。香港大學醫學院及八達通便在上周四（4月2日）達成合作協議，運用港人八達通的聚合數據估算居民在不同地區的接觸模式，以更準確計出新冠肺炎病毒即時繁殖率，雙方承諾資料只用於該研究項目。

汲取教訓隔離追蹤　助東亞阻疫情擴散

台港新韓四地與首爆疫情的內地人流交往頻繁，卻能在疫情初期拖慢感染範圍，現在雖然有第二波爆發，傳播速度仍遠低於歐美地區，有很多因素值得留意。

第一，各地迅速制訂措施，應對輸入個案。當內地在去年底公報首宗個案後，台、港、新三地已要求入境旅客提交健康申報表，並先後限制內地人入境。固然，港人多番批評智能手帶、電子手環配對「居安抗疫」應用程式漏洞百出，例如其中一款手帶並無追蹤裝置，又或出現遲發送短訊密碼等行政失誤，政府後來改派經改良的藍牙電子手環，可望修補漏洞。

第二，政府提供廣泛檢測，盡快找出確診者。韓國在這方面堪稱良好示範，當地疫情爆發之快，一度令外界擔心會一發不可收拾，但韓國政府很快定神，推展大規模測試，以電話亭形式架設取樣站，提升採樣速度，找出感染者。

新加坡的表現亦不遑多讓，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2月發表研究報告，稱讚新加坡的檢測方式最為可靠，能迅速從有中國旅遊史的入境旅客中檢驗出確診病例，即使是其他檢疫能力較高的國家亦僅得新加坡不足四成的水平。報告讚賞該國監測流行病和追蹤接觸者的能力「接近完美的黃金水平」。

第三，利用手機應用程式、監察和定位系統、數碼足印和電腦系統等追蹤確診者過往活動及密切接觸者。新冠病毒容易傳播，只有迅速隔離患者及密切接觸者，才可切斷傳播鏈。政府衞生署便借用了警方的超級電腦追查關連感染個案；新加坡則成立了一個跨部門抗疫小組，小組人員主動追查患者與密切接觸者相遇地點後，會挨家挨戶找出當事人，又會比對患者口供，從關鍵字找出感染群組，當局便是藉此查出一個教會感染群組，並發現當中有患者與農曆年聚會群組相關；韓國的追蹤更進一步，政府會公開患者大廈住址及曾逗留之處，例如曾經乘搭的交通工具班次和編號、曾到過的超級市場，甚至是時鐘酒店。

第四，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香港和台灣來說，2003年沙士（SARS）的經歷太過慘痛，故民間在出現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後很快裝備起來，加強個人、家庭和社區衞生，並儲備防護裝備、自發製作網上疫情地圖，減少社交往來，抑制疫情初期傳播。

各地政府也汲取了SARS和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MERS）教訓，新加坡和香港分別設立傳染病中心，新加坡更成立了新的醫學院培訓醫護及醫學研究人才；韓國則在MERS之後修改《傳染病防治法》，容許政府在國家危機時收集手機號碼、信用卡等數據。

若論對控制疫情最為嚴格的地區，當然是中國內地，尤其是最初爆發疫情的湖北。由農曆新年起的兩個月，內地居民經歷封城、停工、小區管理，期間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追蹤患者的具體行程，甚至出動無人機廣播，要求途人戴上口罩。隨着疫情紓緩，各地逐步解封，更開發出「健康碼」，判斷個別民眾能否出行復工。

健康碼由騰訊和阿里巴巴開發，居民需透過微信或支付寶登記資料及交代行蹤，故健康狀況跟個人資料互通。健康碼分為綠、黃、紅三種顏色，由居民所屬省政府決定等級。以湖北為例，綠碼者可全省通行；黃碼者是在管制中的密切接觸者，不予放行；若數據庫中的記錄為確診、疑似、發燒病例或無症狀感染者，會發放紅碼，由當地政府收治、隔離。

健康碼制度既把個人健康狀況電子化，又把管治個人化。健康碼主要含三個成份：街道鄉鎮的疫情風險、用戶前往疫區的次數和停留時間，以及密切接觸者的緊密程度。這種安排有一定作用，例如一個地方的疫症風險降低，但民眾傳播或感染病毒的風險不一，健康碼制度就可以把民眾分類，先讓部份民眾回復日常生活，讓城市回復生產，病人和密切接觸者則可分隔出來，繼續接受治療和觀察。

新冠肺炎病毒可以無聲無色傳播，故有效定位隔離者、追蹤感染者和密切往來者極其重要。即使是十分重視私隱權的歐美國家，隨着疫情大爆發，輿論及政府亦愈加重視東亞地區這種進取的抗疫之道，個人和他人的生存權愈加凌駕私隱權。然而，這種「凌駕」是否無所限制？科技抗疫雖然帶來莫大裨益，但其可能帶來的副作用我們是否全部必須承受？

公開資訊恐損個人　程式出錯影響深遠

在疫情侵襲之際，民眾為了評估風險、提高警覺，自然希望資訊愈多愈透明。韓國民眾汲取了資訊不流通導致當年未能及時防範MERS的教訓，故不反對政府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取用和公布患者詳細資料。然而，此舉亦引致網上欺凌和標籤等反效果。

韓國政府公開的確診者資料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網民可以透過互聯網，憑着年齡、性別、居住地、感染途徑和密切接觸者等資料，加上其他人爆料，還原確診者身份，然後肆意詆譭。

一名在慶尚北道龜尾市工作的女子確診新冠肺炎，市長張世龍（Jang Se-yong，音譯）於Facebook透露女子姓氏，居民紛紛留言要求公開住處，女子其後在Facebook控訴「心理傷痛大於身體傷痛」，抱怨家人朋友受騷擾；另有一些感染者曾到訪腳底按摩店、時鐘酒店，即使沒有被「起底」，也逃不過網民訕笑。韓國的例子告訴我們，要有節制吸收和運用資訊，避免他人因此而受到傷害。

再看內地的情況，健康碼雖然有助政府掌握民眾的個人健康狀況，但也不時有錯誤發生，例如對確診患者「開綠燈」、健康者「見紅」等，影響居民的出行和生活。

《紐約時報》3月1日刊登的一篇報道中引述了一名在湖北居住、杭州工作的內地人，沒有肺炎徵狀的她健康碼卻顯示為紅色，因而無法回杭州復工，推測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她居於湖北；西安政府網頁上月底亦見網民求援，指健康碼無故變紅，政府人員其後核查成功「回綠」；甘肅省政府在3月29日亦公布了一宗持湖北「綠碼」進入蘭州後確診新冠肺炎的個案，當地政府急忙為當事人及密切接觸者實施隔離。

縱然民眾了解健康碼的計算原則，但政府沒有公開各成份比重和運算方式，外界無法得知是否公平，亦無法知道程式有否出錯。健康碼的結果影響民眾出行、購物、求診等基本生活以至生存需要，程式一旦出錯，其影響之深遠大於一般社交應用程式的失誤。

此外，內地各地方政府之間欠缺協調，導致健康碼出現跨境不獲承認的情況。3月27日便因為湖北與江西的健康碼未能互相承認，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當天有湖北省民眾經九江大橋進入江西省，卻因為兩省管制差異發生矛盾，先是兩省省界警察衝突，繼而湖北省民眾過橋包圍江西警方，翌日上午雙方共同協商，才互認健康碼。縱然各省市之間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加快落實健康碼跨地區互通互認，但距離全國互通尚有一段距離。

現時港澳兩地沒有官方認可的健康碼機制，阻礙了兩地居民前往內地。近日深圳便要求，4月10日起香港跨境貨車司機入境時，須另外提供健康證明文件。假若港澳地區能建立起健康碼制度，並與內地互通，屆時過關只需掃一掃二維碼，大大減省程序和時間。

大量收集私隱資料　疫情處置至關重要

疫情未見盡頭，但終有完結的一天。政府、科技企業和僱主為分析和通報疫情，收集海量民眾資訊，疫情過後如何處理這些資訊將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健康資料本身相當敏感，若配合其他個人資料，足以追溯出民眾的個人身份及其社交生活，若不幸外洩到不法份子手上，恐對個人造成重大損害。

英國衞生部承諾，疫情受控後會關閉特設的新冠病毒資訊平台，微軟、亞馬遜、Google等平台夥伴也會刪除相關資料或交還給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香港私隱專員公署雖表示當滿足使用資料的目的（例如確定對象的健康狀況）後，使用者應該刪除資料，但警方、衞生和資訊科技部門至今仍未明確交代會如何處理相關資料。科技和數據無疑有助抗擊疫情，但不少人始終對政府大規模收集個人資料的做法有所顧慮，擔憂監控會日趨嚴重，影響個人自由，若政府能夠清晰說明疫後如何處理相關個人資料，相信有助釋除市民的疑慮。

另一邊廂，學術機構正尋找能同時顧及公共衞生和私隱的方法。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上月發布了手機應用程式Private Kit： Safe Paths。這個程式有三個特點：一、選擇使用程式與否全屬自願，如果用戶身體帶有新冠病毒，他們可以與衞生官員分享身處位置，提醒其他人路過附近要加強防備，其位置和行動會匿名及加密記錄；二、患者和一般用戶的資訊不經包括政府在內的第三方取閱，所有關於測量用戶與患者距離等資料均在手機上進行，不經伺服器，程式亦另設渠道給政府廣發患者的大概位置；三、研究團隊為了提升公眾信任，把程式碼開源，並歡迎外界給予意見。

新加坡政府亦嘗試在利用科技抗疫與保障個人私隱兩方面取得平衡。該國透過政府科技局（GovTech）及衞生部推出TraceTogether應用程式，方便政府找出密切接觸者，並讓民眾了解感染風險，截至4月1日，已有過百萬人下載使用。該應用程式採用藍牙相對訊號強度指標（RSSI），計算兩個手機之間的距離和接觸時間。如發現有另一裝置在兩米之內、停留超過半小時，便會在兩者的程式內互相記錄。

新加坡政府強調TraceTogether顧及私隱，除了電話號碼外，資料不會上載給政府，並於第21天過後自動刪除，只在有人確診後，政府才會要求患者上載資料，再憑電話號碼聯絡密切接觸者進行檢疫隔離。政府官員表示，計劃把程式碼開源。

然而，任憑這兩個應用程式設計如何完美，靠居民自願下載使用始終是致命傷。若然確診者不下載程式，一般人下載是沒有意義的。Private Kit的說明書便明言程式「需要廣泛使用才會見效」，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黃循財亦呼籲更多人使用TraceTogether。

要對付傳染病，尤其是新傳染病，靠民眾自律合作固然重要，像港人自發動員搜羅防護物資、減少大型聚會便是例子。但社會動員有其限度，香港的確診個案近期持續上升，當中不乏因不理會減少社交聚集的呼籲而出現集體感染的例子。由此可見，抗疫的關鍵始終在政府身上，不論是調配資源、限制聚集，還是獲取各方數據、分析傳播途徑、追蹤患者、禁止患者出行等方面，都必須果斷採取合理措施。假若上述的應用程式真能在科技抗疫和保障私隱上取得平衡，或許政府可考慮強制全民下載，以有效對抗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勢將改變各地政經格局，例如醫療科技更獲重視，各地也更關注自身的防疫用品生產鏈，民眾衞生意識加強，而私隱與公眾利益、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政府的界線勢將重塑……在社會處於危急存亡之時，政府動用更大權力保障大眾安全，無可厚非。只是，更大權力亦代表有更大責任，政府必須自覺，其之所以能在抗疫戰運用更大的公權力，源自民眾相信政府存取資料有道，不會過量和濫用，不會無理阻礙民眾生活，不會惡意利用個人健康狀況限制民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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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14日）《抗疫戰爭期特事特辦　生存危機下私隱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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