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不平等的後果:觸發社會矛盾 掀起社會運動
國內不平等可以造成社會矛盾,掀起社會運動,乃至激發內部混亂和對內對外的戰爭。一戰前,西歐國家收入和財富嚴重不平等、上層階級高儲蓄、國內需求不足,資本家需在國外為多餘的儲蓄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因而激發了帝國主義,導致了對殖民地的剝削。
撰文︰方蘅
承接上文:【貧富懸殊】1%富豪擁全球44%財富 不平等現象如何形成
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等,令生活在富國的人比生活在窮國的人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因而促使窮國的人向富國移民。一些高福利國家為規避不成比例的低技能移民帶來的負面影響,只接受「有資格」的人士,包括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另一些國家則試圖吸引富人移民,居住許可證和公民權可以購買。這種政策的一個可能後果是貧窮的國家會變得更加貧窮,因為大多數最高教育水平和最富有的人都移民去富有的國家了。
在工業革命前、平均收入停滯的時代,減少不平等的力量主要是惡性力量,包括一些特殊事件,諸如造成破壞的戰爭、使國家崩潰的內部衝突和流行病等。而在工業革命以後、平均收入增加的社會,除了這些惡性力量之外,還有良性力量,諸如意識形態(如社會主義)和工會帶來的政治壓力,隨着教育普及、人口老齡化帶來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以及偏向低技能工人的技術變革。隨着高技能勞動力的成本變高,或許在某個點用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力從事生產變得效率更高,從而鼓勵發明者研究低技能偏向的技術創新,使基層獲益。
香港問題:資產增值和人口老化
據樂施會2018年發表的《香港不平等報告》顯示,香港最富裕一成及最貧窮一成住戶月入差距,已由2006年的34倍擴大到2016年的44倍。香港貧窮家庭數目高達53萬戶,當中約30多萬戶屬在職貧窮,貧窮人口超過130萬人。正如前述,截至2018年5月,全港首21位超級富豪的資產已相當於特區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總額。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怎樣才可以分配合理一點呢?
實際上,近十來年,香港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據統計,香港原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香港奉行小政府原則,稅後福利轉移亦有所不足,比如發生黃背心運動的法國,2016年堅尼系數達0.516,亦不算低,但稅後福利轉移後,只有0.291,而香港則為0.473。其他主要經濟體的除稅後堅尼系數也都低於香港,如新加坡0.356、美國0.391、英國0.351、澳洲0.337、加拿大0.318。這主要是香港號稱最自由經濟體,奉行自由主義,採取低稅率。
比較起來,法國利得稅(最高稅階)為33.3%,香港僅為16.5%(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及G20國家平均稅率為24.2%及28%);入息稅方面,法國最高稅階為45%,香港最高稅階僅為17%,標準稅率則為15%。當然,法國的仇富情緒仍然高漲,因上述堅尼系數反映的只是收入不均程度(income gap),而非財富不均(wealth gap),而法國失業率亦高逾8%,遠高於香港的3%左右,這或許是法國社會滋生怨氣的主因,但香港的情況絕對不容忽視。近年的「佔中」、「反修例風波」鬧得天翻地覆,顯然亦與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有關。
堅尼系數計的是收入不均程度,而在香港,不平等還反映在資產上面。有稱香港「有樓就是王」,資產價格一直處於上升周期。2008年香港住宅樓宇買賣合約數目為95,931宗,平均價值3,584,107港元;到2017年為61,591宗,均價則為9,032,943港元,十年間資產增值近三倍。擁有自住物業,已令財富增值,部份人還會出租物業,更有租金收入。據統計2008至2009年度的業主租金收入約為55億元,2016至2017年度則增加至224億元,增幅逾三倍。同期住戶入息中位數(包括租金、股息等)卻只從18,500元增加至26,600元(綜合2018年住戶統計調查),增幅只有43.8%。香港2008至2009年度及其後的物業稅率則為15%,與薪俸稅差不多;差餉徵收率為5%。
香港的不平等問題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口老齡化。2006至2016年間,單是獨居長者住戶數目,就增加了54%,而長者稅前收入偏低,甚至是零收入,所以造成稅前堅尼系數偏高。若再看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堅尼系數,就可得出,2001年稅前堅尼系數為0.488,其後於2006年上升至0.490。但2011年因推出最低工資的緣故,降至0.489;到2016年,更跌至0.482。至於稅後及福利轉移後則由2001年的0.436降至2016年的0.422,可見,政府的福利政策對低收入階層的援助有所提高,亦較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多。
港府針對不平等的應對之策
面對嚴重的不平等問題,特區政府分別推行稅前及稅後措施來應對。稅前措施主要是設立最低工資,稅後措施則是福利轉移。本港自2011年5月1日開始實行最低工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28元逐步上升至37.5元,升幅為33.9%,基本上能追得上通脹。根據政府數據,賺取最低工資的勞工佔所有僱員的百分比有所減少,由2011年6月的6.4%逐年遞降至目前的不足1%,反映基層人力供應緊張。這或許是勞動人口步入退休潮,又或許是人們普遍不願從事低技術工種,無論如何,都令低薪僱員的工資獲得改善。
如前所述,2016年的稅前堅尼系數是0.539,稅後及福利轉移後則為0.473。稅前數字從2006年的0.533增加到0.539,不過,稅後及福利轉移後卻反而由0.475下降至0.473。縱使這個數字仍然偏高,卻也可見到政府投入福利的幅度有所增加。再和2001年比,當時的稅前堅尼系數為0.525,稅後及福利轉移後為0.470,兩個數字都較2016年低,也就是說,政府還須投入更多的福利支持,才能令不平等狀況回復到2001年的水準,而即使如此,也還較主要發達國家高。
香港的稅後福利轉移還有增加的空間,不過,由於奉行自由市場經濟,採取低稅率政策,所謂量入為出,如果要增加福利開支,就要增加稅收,這會令香港失去「最自由經濟體」光環,亦有可能失去商家的青睞,乃至經濟不再繁榮。為此,對於增加稅收,政府不是沒有研議的工作,卻始終未能成為政策,處於兩難之間。另一方面,亦有人質疑過多的福利會有養懶人之嫌,使社會缺乏向上的動力。好像過往中國內地的「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在爭取平等後,卻會喪失了公平。
又如前所述,收入只是其中一個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樓價高企造成財富不平等,才是主因。而香港地少人多,土地供應本已捉襟見肘,政府收地又常遇阻力,明日大嶼計劃預期透過填海解決問題,可是坊間卻以造價貴及環保等問題,反對的聲音不小。目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已由原來的3年增至5.5年。展望未來,房屋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由此而帶來的不平等,相信會長期存在。
上文節錄自第20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日)《1%富豪擁全球44%財富 不平等現象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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