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1%富豪擁全球44%財富　不平等現象如何形成

編者按：聯合國去年底發表的《2019年人類發展報告》中特別指出，當前席捲全球的示威活動顯示，儘管人們在消除貧困、饑餓和疾病方面取得了空前的進展，但社會仍未按照應有的方式運轉，其中存在的關鍵問題是「不平等」。
事實上，不平等問題或不平等現象長期存在，但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其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各異。本文作者試圖從宏觀角度透視之，並結合香港實例加以分析，看看「不平等」如何形成及其進展情況。

古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等會造成社會矛盾，甚至啟動戰爭。當今舉世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根據瑞士信貸銀行（Credit Suisse）發布的《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佔有全球總財富44%；由美國親勞工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於2015年發表的另一份報告《Top CEOs Make 300 Times More than Typical Workers》則指出，美國最大的350家公司中，1965年高級管理層平均薪酬與一般員工之比是20：1；到了2014年，卻高達303：1。

而且，財富更集中於發達國家，其中美國特別顯著，根據凱捷顧問公司（Capgemini）的《World Wealth Report 2019》，截至2018年，美國有逾500萬人財富超過100萬美元，緊隨其後的日本則有約300萬人。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長期陷於貧困，國民的生活水平、教育、健康等狀況都遠遠落後。這種現象應予以正視，故此，有關方面的研究如雨後春筍，各方都致力紓緩不平等，使世界趨於和諧。

不平等現象的長期趨勢

庫茲湼茨假說（Kuznets hypothesis）認為，在整體收入水平偏低時，社會的不平等水平也較低，而隨着經濟增長，社會的不平等水平逐漸上升，但最終達到高收入水平後，社會的不平等水平會再次下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這種解說確實符合現實情況，但其後，隨着高收入水平而下降的不平等曲線，卻轉為向上傾斜，不僅美國、英國如此，甚至平等主義盛行的瑞典、德國也是如此。

其實，從十九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各種數據顯示不平等情況確如庫茲湼茨預測的一樣，呈「倒U」形曲線：先是工業革命推進平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工資普遍隨着收入增加，不平等水平比以前高，因為較高的總收入允許部份人享受更高的工資，同時不把其他人逼到生存線以下。資本進入更加多樣化的製造業部門和城市化都推動不平等水平的上升。故此，不平等水平從工業革命開始，至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在發達國家達到頂峰。此後，良性機制和惡性機制並行又紓緩了不平等情況。良性機制是指高質素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再分配需求的增加以及資本回報的下降，惡性機制則是指戰爭和革命。這種推動不平等減少的力量在八十年代消失了。

曾任世界銀行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的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著作《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中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富裕國家第二波庫茲湼茨波浪（Kuznets waves）的開始，這時迎來了又一次科技革命，給信息技術、全球化和第三產業服務差異化等方面帶來了巨大變化，從而擴大了收入差距，因為新技術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大，同時也推高了資本佔比和回報。不平等由此再度上升，直到如今，都處於上升周期。

現在，我們需要總結過往的經驗，從而紓緩不平等的上升，避免社會陷入困境。

全球化和高科技造成不平等

麻省理工學院訊息科學經濟學家Erik Brynjolfsson在2013年提出，新一波不平等的主因是科技創新，電腦與網絡發展指數式增長，令GDP持續增長，但卻不是人人受惠。現在，高技能的頂尖人才和公司能力增強，收入增多了，Facebook、Google、Apple、Amazon等科技巨頭都大大受益，可是，有人卻會因自動化技術的出現而失去工作機會。

在未來，銀行出納員、保險從業員、借貸經理等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隨着無人車的推出，的士司機也會逐漸被淘汰。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因而建議向商家徵收「機械人稅」，以補償入息稅的損失及減慢自動化的速度。此外，也有多國開始研究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令人懷疑未來會進入人民公社的模式。

當今世界一大特徵是全球化，全球範圍的分工合作，無疑使整體更符合經濟效益，可是，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並沒有較平均地分配到每個人身上。全球化的最大贏家是亞洲貧困人口的中產階層，例如中國、印尼、泰國、越南，他們的收入都翻倍增長；最大輸家是富裕國家或地區的中下階層，他們的收入幾乎停滯，某些基層人士實際收入甚至減少了。全球非常富有的人（全球首1%，通常是富裕國家或地區最富有的人）收入也出現持續增長，成為全球化的贏家，同時導致富裕國家或地區頂層和底層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現時，美國的不平等問題較為突出，歐洲國家和中國則相對沒那麼嚴重。有謂這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緣故。英美奉行新自由主義，一切以私人利益為依歸，仰賴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認為私營企業高效、合理；與此同時，國家、政府、公有相關部門都被認為效率低下、干涉自由，並且導致腐敗。有人認為，在這樣的體制下，政府只顧資本利益，忽視民生福利，深化了社會的不平等。香港的「大市場、小政府」模式，也是新自由主義的體現，近年雖加大了民生福利的投入，但貧富懸殊問題卻未曾解決。

稅收制度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機制，適當運用，可以縮減社會上的經濟不平等。然而，為了鼓勵創新，一些國家減輕高技能勞工或行業的稅務負擔，促使這些人的收入更高。

為了促進貿易，有些地方採取低稅制。例如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收入不平等水平在2016年已達到四十五年來的高點，是發達經濟體中最高；而且，由於沒有遺產稅和資本利得稅，富豪們生財更如魚得水，截至2018年4月，香港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總額為1.83萬億港元，同年的首21位富豪的資產已相當於這筆總額。

美國國稅部門對工薪階層收入徵稅的覆蓋率約為100%，對商業和投資徵稅的覆蓋率則僅為70%，而商業和投資收入通常是高收入階層的收入來源，這就導致富者愈富。

工會為工人爭取權益，也有紓緩不平等的功能。當工會壯大時會有較強的勢力與資方爭取提高收入水平，可是，近年工會卻持續式微，在美國，1983年的工會人數是現時的兩倍。喬治梅森大學梅卡圖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研究員法倫（Michael Farren）稱，作為工會中堅的製造業衰退，加上政府向公務員提供了過去只有工會成員才有的福利，都使參加工會的僱員人數減少。工會勢弱，有可能使不平等問題得不到正視。

受教育機會影響不平等情況

在一些地方，受教育機會亦造成經濟上的不平等。教育程度對於薪酬高低具有很大決定性，特別是一些需要高技能和專門知識的行業，要入行就必須接受特定教育。一些負擔不起教育費用的低收入階層很容易世代陷入貧困，難以擺脫。

教育普及最終會縮窄貧富差距，是減低社會不平等的手段，低下階層透過接受教育，有助成功脫貧。然而，即使接受教育的機會平等，但基於家族背景或社會階層和人脈，某些地方也有可能出現對一些高薪工種的壟斷情況，從而造成收入不平等。

新的財富集中在一些本來已經擁有財富的人手中，會使富者愈富。擁有資本的人，會透過資本的增長累積財富，當資本增長大於經濟增長時，更會出現財富集中的情況。好像香港，財富就集中在擁有物業的人士手中。金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會出現較多的不平等。由於低下階層擁有較少收入，也就擁有較少信用、股本和資產，使他們與富有階層的差距愈拉愈大。金融業者本身高薪厚職，也容易積累財富。在一些地方，某些勢力以政治力量使政策向他們傾斜，從而令財富集中在他們手中，稱為「尋租行為」（rent-seeking），也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在民主國家，富豪會透過在政治選舉中投人資金，壯大政治影響力，而使自己當選或支持符合他們利益的候選人，令政府的政策向他們傾斜。

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性別也是不平等的原因之一。一般來說，女性會照顧家庭，生養孩子，故此，收入會比男性低。

有人會疑惑：為什麼有些國家一直都較為富裕，另一些則長期陷於貧困，使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難以消弭？馬爾薩斯人口陷阱（Malthusian trap）給出了解釋。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在發展中國家，當人均收入增加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由此而促使人口增長速度提高，結果人均收入水平又退回到原來的水平，造成這些國家或地區長期處於貧困狀態，是為「人口陷阱理論」。要突破這個陷阱，就要加大投資，當投資規模超過人口增長水平時，人均收入才能得以提高。

另外，全球暖化造成部份地區農作物產量下降，並加速疾病蔓延，對赤道地區相對貧窮的國家影響尤甚。據估計，這些國家因全球暖化損失了24%的增長，從而不能擺脫貧困。

繼續閱讀：【貧富懸殊】不平等的後果：觸發社會矛盾　掀起社會運動

上文節錄自第20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日）《1%富豪擁全球44%財富　不平等現象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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