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香港人看沙士：除了買樓還有什麼？

新年伊始，這城的人們又再次戴上口罩，這次並不是為了掩飾身份上街遊行，而是防禦去年底在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下稱「新型肺炎」）。早在首個病例去年底確診的一個月，內地已有超過80個城市實施「封城」，香港的「封關」行動卻姍姍來遲，市民看着節節上升的確診人數，恐慌情緒一度達至高峰，出現排數小時長龍買口罩，湧進超級市場搶購糧食、日用品的場面，人們也被迫留在陋室中。一下子，往昔熱鬧的街頭變得人稀車疏，充滿活力的城市恍如停頓……

2020年1月23日，香港首次出現新型肺炎確診病例。有立法會議員教不夠口罩的人翻蒸口罩殺菌重用，有長者跨區通宵排隊十個小時只為求一盒口罩，有人趁超市落貨時劫走50條價值不過2,000元的廁紙，有不良商家炒高防疫用品價格數倍以上……種種荒謬現象背後，讓人看到香港這樣一個從來不缺物資的城市，在面對疫症時原來不堪一擊。

香港民意研究所2月15日公布的「社區健康」調查結果，發現目前每人的口罩數量平均足夠用22.9日，四成四受訪者表示有兩星期至一個月的存量，其中，「33至39歲」的口罩量平均夠用25.7日，而逾60歲的則只有22.6日。

在深水埗區，多的是劏房與老人。該區區議員李庭豐自農曆新年開始便於世界各地張羅口罩，他說一開始是有子女的家庭比較緊張，但自市面上口罩開始短缺、價錢暴漲，平日接收資訊較慢的長者也着急起來，他於是替街坊團購口罩，「我沒有想過是真的會打爆辦事處的電話，連自己的（電話）也被打爆，甚至有街坊星期日上來辦事處問有沒有口罩訂。（街坊）聽到任何地方疑似有口罩賣的消息都會湧去搶，我（辦事處）樓下便有『萬寧』，兩次傳有口罩，兩次都有人排隊，但都是假消息。」

李庭豐不是唯一一個替區內居民訂口罩的區議員，其他地區也出現同樣情況：區議員擔當採購防疫用品的角色。到目前為止，多區區議會包括中西區、屯門、大埔、元朗、西貢等通過撥款50萬至130萬元不等，以購買口罩、消毒搓手液等防疫物資，並派發給市民。李庭豐會反思這些事情為何是區議員，甚至是民間組織去做呢？

社區恐懼比沙士更甚　源於政府不作為

當你一個這麼大的政府也要靠別人提供source（來源）給你買口罩，會令人覺得政府的底蘊有多少呢？難道什麼也做不了嗎？

「區議員不是口罩供應商。現在是全球都在搶（口罩），為何是區議員去做這個工作呢？當你一個這麼大的政府也要靠別人提供source（來源）給你買口罩，會令人覺得政府的底蘊有多少呢？難道什麼也做不了嗎？」連串的叩問便是如今社會對政府的批評，政府的「無為」變成了區議員的「責任」，李庭豐不解的是，有十七年前SARS的前車可鑑，為何再次面對對來勢洶洶的病毒時，政府居然還顯得手忙腳亂？

「有街坊只得幾個口罩，自己是長者，對上還有兩位長者，要陪他們去醫院覆診，到底陪不陪他們去呢？如果住在家居隔離的大廈，作為鄰居要如何自處呢？學校最近要停課，這段時間父母要上班，政府的託管服務又停，不用上班的子女要去哪裏呢？」李庭豐接着說：「坊間有提議將檢疫中心設在迪士尼預留地及酒店，或者是軍營等等，政府有沒有考慮過呢？還是政府有其他考量但不敢講呢？由懲教署製造的CSI口罩又去了哪裏呢？數量有多少呢？供應過給誰呢？」

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是李庭豐落區時常聽到的街坊心聲，在他眼中，因為政府的不作為、不透明，造就了今天政府與市民之間的嫌隙，彼此之間失卻信任。那種不信任正正體現在近日各區設立肺炎指定診所、隔離中心的爭議之中。在他眼中，政府面對公眾質疑時沒有好好說清楚計劃定位適合的原因，既然是政府政策，又明白當區居民的憂慮，首要的做法是面對面與居民解釋，「（設立的）位置如何遠離民居也好，你決定好才通知區議會主席，這是知會而非諮詢。你沒有當區議會是合作夥伴，又如何可以和你同心抗疫呢？」

2003年SARS肆虐時，現任深水埗區議員譚國僑是當時的區議會主席，他記得當時港府同樣被斥責反應過慢，導致疫情於社區嚴重爆發。他說，那時政府「做了基本要做的事」，但現在是「連基本也不去做」—SARS時，政府用大氣電波不斷宣傳叫市民勤洗手及提高個人衞生意識，各部門也會配合區議會的防疫工作，例如區議會向居民派發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資，政府會配合開放大會堂等場地借予區議員，但現在完全不是這回事，「連開會（區議會會議）也沒有秘書處人員來，只叫你開完會再把錄音電郵給他們記錄會議內容。政府沒有利用這個平台去聽區議員的意見，是很可惜的，放棄了與地區『共同抗疫』的機會。」

政府失信　市民被迫自救

傳統政治學有種說法是當社會出現危機，人們會傾向依賴權威……但現在香港社會是無望的，人們不信任權威，而是靠自己。

蔓延這個城市的，不只是病毒本身，還有人們打從心底對疫情重臨的恐懼情緒。

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陳慧燕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疾病、健康與政治」課程，她解釋，一個人的健康與社會息息相關，「一個人的健康不是純粹physical（生理）的狀態，而是與整個社會環境、文化、政治有關係。健康也有分平等不平等，最容易聯想到的是wealth distribution（財富分佈）、social resources（社會資源）的分佈。」

中文大學醫學院上周公布的調查發現，只有一成六市民認為政府所發放與疫情相關的資訊是可靠的， 比率低於電視新聞、家人朋友、社交網站等渠道。

「SARS時，我們說政府無能；但現在，政府是無為。」陳慧燕說，一切的根源是信任問題，人民對政府完完全全失去信心。「傳統政治學有種說法是當社會出現危機，人們會傾向依賴權威，你看以往有關疫症的電影，都是期望有軍隊介入，不然（人民）會自相殘殺。但現在香港社會是無望的，人們不信任權威，而是靠自己。」

她認為，「自救」是衍生出來，坊間流傳的物資單、人們自製布口罩、自發組織團購消毒用品—也就體現出在缺乏管治威信的政府下，市民對官方權威尤其不屑，在求人不如求己的情況下用自己的方法防疫，於是，關於疫症的流言四起，即便政府再三澄清，市民仍然在家中囤積物資。

目下社會瀰漫的恐懼也有「China factor」（中國因素）的元素。陳慧燕覺得，這是任誰也不能抹去的，「以往人們對疫症的panic（恐慌）是來自對他者的深層次不信任，例如是愛滋病，我們會歸咎於同性戀者或者是濫交人士，這是源於對他們的誤解，疾病出現便會深化了這種恐懼。今次的新型肺炎（對比SARS），我覺得印象中外國的反應比SARS時大，（今次）激發了人對中國的恐懼及排斥。」

「這便是所謂的China factor。病毒由中國（內地）傳來的，加上對中國人的不信任、恐懼或厭惡，外界在今次的反應才那麼大。這不同於SARS，看SARS時的文獻，很多都以為是香港先爆發。社會所說的『全面封關』，大部份香港人是否純粹考慮virus（病毒）呢？那是一定有China factor在裏面，是磨不走的。」

SARS後只處理經濟問題

SARS之後，我們學到的是：『幾時買樓？』—SARS重臨，是否要買樓？香港人對SARS最大的回憶是淘大（花園）樓價跌幾多。

疫症的出現有時是不可預料的，它的完結也可能相當突然，但會造成深遠的影響，足以改寫人類歷史。「回看歷史，為何哥倫布可以如此輕易地在南美洲殖民呢？有一個說法正是由於歐洲人把病菌帶到美洲，便足以令到本來一個強大的帝國被瓦解。」 SARS也如是，不單是一個「情節」，政府後續的處理便影響着今天的社會日常：為什麼會有自由行？為什麼會有高鐵？為什麼會出現陸港矛盾？這與當年SARS之後為了復興香港經濟，因而開放自由行、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等促進陸港融合、令兩地人民愈多往來的做法有不能割斷的關係。如此種種，對目下的香港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SARS之後，我們學到的是：『幾時買樓？』—SARS重臨，是否要買樓？現在也講很多SARS價。香港人對SARS最大的回憶是淘大（花園）樓價跌幾多，如果當時買到就好了，只會記得當時是四十幾五十萬（便可上車）。」人們可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但我們從SARS這堂疫症課所學到的，是對樓價的另一種體會。而關於公共衞生的課，像一個不專心的學生上了半堂課般，聽到一點點，便學到一點點。「從SARS學到了口罩的運用，人會知道有病便要戴口罩，不戴便是不衞生。」但除此以外，便沒有了。

在陳慧燕眼中，是當權者處理「後SARS」不當，「『後SARS』的處理沒有針對疫症出現的原因，反而令整個香港處於更易面對疫症的風險。疫症發生之後，理應好好完善整個醫療體系的應變，包括它的儲備與設施。但是在SARS之後，政府連這些最基本的也沒有做過，醫療體系也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革，到今天出現疫情時也未有處理。當時做的反而是着重經濟效益，即時處理經濟低迷，所以簽署了CEPA、推出了自由行等，通過陸港融合促進經濟。莫論是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怎樣去防止疫症呢？如何防患於未然？如何處理人們與大自然的關係？」

當年，我們復興了因SARS疫情而重創的經濟，本來市道低迷的旅遊業及零售業，因為內地遊客增多而再度興旺起來。只是，我們處理了「經濟問題」，但沒有處理「醫療問題」，結果，雪球愈滾愈大，到了今天的新型肺炎，雪球成為火球，引發了醫護人員首次的大規模罷工，「為何一班醫護這樣擔心？就是因為他們身在其中，最理解今天的醫療體系，根本沒有足夠人手和設備應付如此大型的疫症。」

別人常說，香港的醫療是世界數一數二的。但為什麼一眾醫護人員在面對今次疫情會顯得如此恐懼？他們說並不全因武漢肺炎的病毒多厲害，而是因為醫療系統一直存在問題。繼續閱讀：【武漢肺炎】PPE存量不明　疫症當前醫護人員的矛與盾

上文節錄自第20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24日）《當恐慌蔓延時　抗疫之戰如何終結》專題中的《香港人：怕SARS重臨打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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