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傳染病當前 治理能力的照妖鏡
與非典型肺炎（SARS）事隔十七年，香港又再迎來另一場傳染病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蔓延，事件除了再度突顯人畜共通傳染病對人類的威脅外，當市面上口罩一個難求，武漢肺炎已超越單純的公共衞生及醫療課題，逐漸演變成管治、社會及經濟危機，成了政府治理能力的照妖鏡。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社會認清傳染病的肆虐，消化及汲取往日經驗，是不可或缺的一課。
從武漢首位病患在12月1日確診至今，除了內地外，世界各地也出現確診病例。截至2月９日晨，武漢肺炎已在內地確診37,198宗，死亡811例，其中光是湖北省便有27,100宗，香港、日本、韓國，以至歐美地區均發現確診案例。各地確診人數不斷增加，香港近日更有社區感染迹象。面對疫情，流行病學專家的估計並不樂觀，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上周接受電台訪問指武漢自上月23日封城，疫情在接下來兩周「見頂」，而其他地區會滯後，約三至四星期達高峰。病毒快速及大規模傳播令公眾恐懼，全球確診人數僅兩個多月便超越SARS時期，香港亦重現十七年前全民戴口罩、以至瘋狂搶購口罩及日用品的景象。
上月12日，世界衞生組織（WHO）將武漢肺炎正式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是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MERS）後，再次出現新一種可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如果將時間回撥半個月，相信大多數人也沒有想過，武漢的多宗不明肺炎會演變成較2003年SARS更嚴重的危機。2002年11月，SARS病毒在廣東佛山出現，數月間在兩岸三地蔓延，當時SARS不單危害公共衞生及大眾性命，亦在經濟、社會、政治等層面產生漣漪效應，良久方可復元，當年中國傳染病學專家鍾南山提出治療SARS方法，成為國內對抗SARS的「第一功臣」。疫症過後，他與研究員合寫《抗擊SARS實踐與新人文精神的思考》一文，2005年刊登於《廣東社會科學》第一期，當中提出在對抗SARS以外，大眾需透過疫症審視自身思維及行為、自然與人類的關係、應急機制、政府決策等，這些既是疫症留下的教訓，亦是它所帶來的反思契機。以古為鑑，才不會重覆犯錯，那麼我們有否汲取了教訓？
人與自然，如何共存？
疫症本質源於自然，不論是1976年首現的伊波拉病毒、2013年H7N9禽流感還是今次的武漢肺炎。醫療技術一日千里，當愈來愈多不治之症有治癒的可能，新型傳染病卻不斷爆發。究竟人與自然的互動出了什麼問題？
在武漢肺炎出現之初，各界均擔心是否SARS再現，經研究人員檢驗後發現，武漢肺炎的元兇「2019新型冠狀病毒」與蝙蝠冠狀病毒相似度達87%，亦與病源同樣來自蝙蝠冠狀病毒的SARS病毒有79%相似度。動物病毒一般不會在人體出現，但當環境出現變化、人口日益稠密，病毒為了存活便會不斷變異。以SARS為例，源頭宿主是蝙蝠，傳到中間宿主果子狸，最後傳到人身上，當病毒突變，病毒蛋白結合人體的上呼吸道細胞受體時，人便遭感染。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研究員曾成功從樣本中分離出首株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成果刊在2013年11月的科學期刊《自然》，為何野生動物的病毒會在人類社會出現？當時研究員指出因為野味市場和食用野味的習慣，病毒從蝙蝠到果子狸再傳人，造成當年疫情。
然而鍾南山在文章指出，果子狸不是SARS病毒的「罪魁禍首」，而是人類不健康飲食方式的「受害者」。他提出，人類的生存環境與健康的關係，實則為生態平衡關係，疾病病因模式表明，任何流行病的發生或多或少與環境有關，SARS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如生態環境整體上沒有巨大變異，SARS是不可能大規模流行；因「人類征服自然呈現全球性，快速性和空前破壞性的特點，致使自然界向人類發出了生存危機的警示」，人類應摒棄人類中心主義，勿再以征服者姿態對待自然。
無獨有偶，事隔十七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上月21日的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會上表示，此次新冠狀病毒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銷售的野生動物，病毒存在變異的可能。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病毒源自廣東的野味，2019年的新型冠狀病毒亦懷疑源於武漢的野味，濫吃野生動物，導致病原微生物在不同的宿主中繁衍，是次事件再度突顯人畜共通傳染病對人類的威脅，亦顯然與人類不良的飲食行為有關。武漢爆出疫情初期，內地人「吃蝙蝠」、「喝蝌蚪」的照片短片在社交平台瘋傳，內地民眾愛食野味，如他們繼續接觸未經過檢驗檢疫的野味，只會再次染上野生動物身上攜帶的病毒，造成下一場悲劇。
內地民眾的衞生防護意識不足，不少落後的衞生習慣及生活方式尚待修正；此外，當兩次大型公共衞生事故皆因野生動物而起，從源頭堵截，打擊野味交易的聲音因而冒起。中國雖有對野味市場買賣監管，亦有野生動物保護法例，但國內野味市場的違法經營問題素來嚴重，監管及執法不力，如廣東省曾在2004年發布禁令，全面捕殺野味市場的果子狸，並關閉野味市場，但野味市場隨後死灰復燃。
港大微生物系講座教授袁國勇1月底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說道，以野生動物為宿主的病毒很易突變，從動物傳至人類，再演變為具備人傳人能力的傳染性疫病：「可以理解要改變食物或飲食文化向來很困難，但重大疫情帶給我們的教訓是我們必須尊重生命、生態系統和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他這番話，反映了儘管改變很困難，監管仍是不得不做，但由他律走向自律，才是最為重要的。
突發傳染病時代 防疫勝於抗疫
事實上，自1940年以來，在全球出現約400種新興傳染病中，超過六成的病源都是動物，例如果蝠的伊波拉病毒、猴子的HIV病毒、以及禽鳥的H1N1病毒，冠狀病毒、甲型禽流感病毒均是人畜共通傳染疾病，而在上個世紀，至少有10種傳染病從動物躍傳至人類，即使衞生防護監測持續增加，新病原體仍不斷出現，連歐美醫療發達國家亦難倖免。
此外，隨着政經及社會發展，交通運輸更見八達，人口流動更見高速，而人們的生活模式及行為日漸出現變化，這些均有機會助長傳染病的傳播。SARS在不足半年內便傳播至全球各地；而在是次武漢肺炎中，有專家指武漢人口稠密，設有動物市場，令當地市民更易罹患疾病，而人口流動因春運而增強。2004年，三位香港大學學者裴偉士、管軼、袁國勇於醫學期刊《自然醫學》發表論文，也曾指出「旅遊」是疫症蔓延的原因之一。在疾病及社會發展脈絡下，我們不難預測：新傳染病周而復始地冒起，像意外突如其來，非任何國家可以預測，而且在人口流動下，沒有地區可以獨善其身，對於病毒的入侵，我們無法先知先覺，如入侵後也無動於衷才是最大的問題。
一旦發現新病毒，及早隔離及果斷決策是應對傳染病應有的態度。去年12月1日，武漢已出現首名不明肺炎患者，時至8日才確認；當地政府於21日才公開通報已發現「27宗病例」，指「病情穩定可控」，更有八名醫生因在微信群組提醒朋友注意疫情，因而成為「造謠者」遭警方約談及訓誡，媒體亦因政治壓力未有報道相關新聞，放棄應有的監督功能。直到12月31日，官方發布首個公告寫道：「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表明發現因不明原因病毒而引起的肺炎，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更在今年1月初，多番表示肺炎沒有「人傳人」，至國家主席習近平出面發聲，必須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各級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堅決遏制疫情蔓延」，確診數字才全面急升，這難免叫人猜疑是否長官忠誠大於一切。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當年SARS亦是因不敢動搖「社會穩定」及經濟而隱瞞疫症，接下來的事不少媒體也不厭其煩說了許多遍，疫症爆發似乎本可避免。
無可否認，現實情況是在新傳染病爆發之初，人對其缺乏認知，患者可能在病原分析前死亡，因而未能確診；而在是次武漢肺炎中，部份患者病發初期病徵並不明顯，如內地官方發表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患者以發熱、乏力及乾咳為主要症狀，但輕微患者只會有輕微症狀，沒肺炎表現，這些「隱形病患」使防疫變得更為困難。但正因如此，政府時刻保持警惕，建立完善的社會應急機制，甚至區域及國際合作機制便變得尤其重要，以處理突發的自然災害及危機。每次低效的應對，不單是失責，亦會出現骨牌式更大的危機，封城、封關、以至動員全國醫療系統，都是屬補救性質的最後防線。當下抗疫是重要的，找出病源、控制疫情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在疫情過後，一座城市有否反省社會發展以致政策制訂？甚至伴隨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全球化及有增無減的人口流動，而未雨綢繆？當香港人人心惶惶，這或反映政府的應對手法，自2003年一役後，仍有許多陋習與缺失，亦暴露香港在醫療資源分配、傳遞信息等層面長年的積弱。
如配戴口罩是應對醫療危機的正確態度，近日香港口罩難求，連前線醫護也不例外。政府先宣布採購口罩失敗，再沿用價低者得方式招標口罩，被問及為何不將懲教署生產的口罩分發予市民，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指會造成市場競爭，結果有大批市民通宵達旦、露宿街頭排隊，為求買到口罩，甚至有網民提出自設本地口罩生產線。直到上周四（2月6日），政府撥出三萬個口罩予醫學會，轉售予會員。現在，不論公共還是家居衞生用品均供不應求，社會固然不應盲目搶購，與此同時政府到此時此刻仍自甘自困自由市場的桎梏中，市民何以信任政府有能力妥善處理疫情？
治病要相信科學理據，但科學未必能就每項公共衞生及防疫政策提供精確明細的答案，每項措舉必然有政治、法理及可行性的考量。而放在市民眼前的，不單是疫情，更是長年不被信任的特區政府，如何挽回市民對政府牽頭抗疫的信心？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曾在著作《鼠疫》寫道：「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着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希望卡繆筆下無知的「他們」，不會是我們的政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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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2月10日）《傳染病當前 治理能力的照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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