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權益】如何才能真保育？ 投影技術或成動物救星
美國動物福利學會（Animal Welfare Institute）及世界動物保護協會（World Animal Protection）均指出，接觸圈養動物不會提升人們的保育意識；相反，遊人只會對這些在棲息地被強行捕捉及圈養的動物更加麻木—一言蔽之，動物園的操作只會讓人認為，動物是滿足人類獵奇慾望的商品，而非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美國主題樂園海洋世界（SeaWorld）創辦人George Millay曾說：「SeaWorld成立之初就嚴格定位於娛樂，我們從未試圖戴上有重要教育作用這個假面。」海洋公園於七十年代乘國際圈養業潮流而建，並以科研保育作包裝，卻未能掩飾損害動物權益這個弊處。香港海豚保育學會發言人麥希汶形容，海洋公園困養動物及逼海豚表演，讓公眾以為人類有權支配野生動物，是「很錯」的教育；而海豚受指令與人類互動、「被錫」、「被摸」，都不是牠們的自然行為，亦沒有權利選擇自己能夠忍耐的互動程度。麥希汶強調，人類不應凌駕於其他動物之上，「其實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不應是這樣的。」
既然圈養動物有損動物福利，有什麼方法可在不傷害動物的前提下向公眾傳達正確的保育訊息？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下稱保育學會）去年聯同香港科學館舉辦「FreeD鯨豚互動展」，以投影技術展示了五種鯨豚動物，當中包括體型龐大的虎鯨及瀕臨絕種的白鱀豚。麥希汶解釋，展覽展示了動物的骨架、演化過程，以及野外環境的真實情況，例如白海豚所在的河口海水較混濁，且面對高速船隻的威脅。投影技術能夠展示動物的生活環境，讓大眾了解牠們面臨什麼生存威脅。
相反，動物表演經過園方精心設計、不自然而且只具娛樂意味。保育學會在上述展覽向遊人進行問卷調查，當中有七成人士認為鯨豚影像的像真度高（4-5分；滿分為5分）；另外，有九成人士同意展覽能取代水族館的教育及保育功能。麥希汶認為，投影技術展覽是取代水族館的可行方式，不但能保障動物權益，亦能向公眾傳遞正確的保育訊息。
以投影技術展示動物的方式並不罕見，有四十年歷史、國際知名的德國馬戲團Circus Roncalli去年起亦以投影技術全面取代活體動物表演，免除動物於訓練期間被虐打及禁錮之苦。
投影技術能夠突破水族館或動物園的限制，以真實比例展示體型極大、甚至已絕種的動物；虛擬實景亦能夠讓遊人恍如置身於深海之中。除此之外，生態遊、行山、潛水等方式能夠讓遊人親身體驗大自然，同樣可取代水族館的保育教育。由此可見，提高公眾保育意識再不是水族館圈養動物的藉口。
圈養業不再流行設海岸庇護區讓海豚「退役」
隨着愈來愈多科學研究證明海豚不適合被圈養，世界各地已相繼立法限制水族館展出及訓練海豚。時至今日，全球已有18個國家及地區達到「零圈養」目標，當中歐洲國家佔一半，其他國家如芬蘭及鄰近地區台灣亦已陸續立法推動淘汰鯨豚圈養業。在全球動保思潮下，海洋公園即使成功翻身，都難免需要與國際接軌，提升動物福利。動保團體「豚聚一家」及保育學會就促請海洋公園為停止圈養動物訂立時間表，並研究設置海岸庇護區（seaside sanctuaries）來安置海豚。
海岸庇護區是指海洋動物從主題公園「退役」後，最接近野生棲息地的居所。國際鯨豚保育組織Dolphinaria-Free Europe指出，雖然動物自主權是重獲自由後的首要條件，但由於牠們長時間在困養環境生活，大部份已失去野外求生能力，又或因長期受壓而罹患各種疾病，故園方必須承諾在釋放海豚後配合獸醫追蹤牠們的健康狀況，照料牠們至終老。
麥希汶表示，若海洋公園淘汰圈養業，首先要停止展出鯨豚及停止人工繁殖，並與鯨豚專家合作，盡快為海豚尋覓合適的海岸庇護區。她強調，區域的氣候、水流及水質適合鯨豚生活，能讓牠們能夠安享晚年，「（海岸庇護區）一定好過困在水池……海洋公園現在尋求很多資金，但如果真的想提升動物福利，就應該盡快研究海岸庇護區，而不是等到海豚死亡才能脫苦。」
鯨豚被釋放後是否真的能夠適應野外生活？國際不乏野放海豚的成功例子，韓國濟洲就曾於2013及2015年野放五條瓶鼻海豚。該批海豚在濟州海域被非法捕捉，繼而放進濟州水族館，其後遭到動保團體反對，並將事件推上法庭。法庭最後判決水族館需要野放海豚，而其中一條海豚Sampal甚至在野外擁有自己的下一代。隨着圈養業逐漸被淘汰，Dolphinaria-Free Europe聯同專家於冰島設置了全球首個白鯨庇護區，更於上年收容了兩條來自中國內地水族館的白鯨。
園方保育工作成效存疑
海洋公園一直自稱為積極投身保育的機構，多年來透過建立動物學教育團隊，例如海洋公園學院及「STEAM學習計劃」進行生態教學活動。關注組織擔心，這些活動以園內動物為教學題材，當學童或參加者探訪圈養動物時，或會吸收錯誤訊息，以為人類囚禁野生動物是合理做法。「豚聚一家」召集人黃豪賢指出，這些教學活動沒有向參與者解釋園內海豚從何而來，參與者亦不會得知海豚被困養、精神健康惡劣的情況。再者，雖然園方嘗試進行鯨豚的行為及能力研究，例如是回聲定位及認知能力等，但研究對象大多為被普及困養的海豚，由於困養動物長時間生活在困養環境，以致牠們的行為及習性與野生同類有很大落差，故此這些研究結果對於野生海豚的幫助成疑。
另外，海洋公園聲稱在本港水域及珠江三角洲擔當海洋哺乳類動物保育的領導角色，進行野外救援及研究工作，包括保護瀕危的中華白海豚和其他鯨豚，以及其他具保育價值的海洋物種。現時中華白海豚面臨多重生存威脅，包括海水污染、船隻撞擊等，大量海上工程更迫使牠們離開原有棲息地；受以上人為因素影響，中華白海豚平均每日出沒在香港水域的數量在2003至2017年間下跌了75%。機場三跑工程位於大嶼山北部，更是白海豚經常出沒的重要棲息地。然而本港及珠江海上大型工程陸續有來，若然園方真的了解本地海洋動物所面 臨的威脅，理應挺身關注大型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促使政府在社會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同時教育公眾關於本地海洋生物所面對的生存威脅。
除此以外，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主要資助動物研究；在研究結果未能有效應用於野生動物的前提下，黃豪賢建議園方將基金投放於回復大自然環境，例如修復中國四川被人為破壞的竹林、設置野外熊貓保護區、於本港設海岸保護區等緩解措施，讓中華白海豚或其他鯨豚不會因大型海上工程而失去棲息地，以及研究將園內動物回歸大自然。另外，海洋公園每100萬元的門票收益，只有約7,500元會捐到保育基金，相等於少於1%的門票總收入；若然海洋公園成功藉撥款翻身，應考慮加大撥款到基金的收益，真正履行保育機構的責任。
概括而言，雖然海洋公園近年致力推動生態遊及生態教育工作，但這並不能合理化有損動物權益的困養動物做法；而透過困養動物所進行的學術研究結果亦未能有助保育習性不同的野生動物，園方若要傳達正確的保育訊息，理應認真檢視全球保育趨勢，與時並進地調整策略，例如參照動保團體的建議，盡早為釋放海豚及其他園內動物訂立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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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如何才能真保育？ 投影技術或成動物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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