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斃伊朗指揮官 美國如何開脫謀殺罪名？
1月3日，伊朗革命衛隊聖城軍（Quds Force）領袖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伊拉克民兵組織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創辦人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等一行六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機場附近遭美軍空襲身亡。美國國防部其後證實，空襲是在「特朗普總統的指導下」執行。蘇雷曼尼等人之死，不單使中東地緣政治局勢詭變，同時亦帶出複雜的法律問題：美國有何法理基礎，不但侵犯了他國主權，更將位高權重的伊朗「第二號人物」擊殺？
這次刺殺行動在美國內外均引起激烈爭議。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事後批評，特朗普批准這次軍事行動「危及美國人」，並引援1973年的《戰爭權力決議》，指出總統須尋求國會批准才能發動戰爭，但這普遍的國內法觀點，卻未指出是次空襲在國際法的屬性，更無法分辨行動是屬暗殺（assassination）、狙殺（targeted killing），還是法外處決（extrajudicial execution）。
謀殺的種類
縱然不少傳媒都用「暗殺」來形容蘇萊曼尼之死，但遣詞用字的細微差異，足可直接影響行動的合法性，故在判定謀殺的種類前，可先看看美方事後的解說。空襲當日，五角大樓發表聲明指出，蘇萊曼尼「正在積極制定行動……攻擊美國外交官和人員」；翌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分別指控蘇萊曼尼「制定中的計劃」屬於「迫在眉睫的威脅」；1月7日，特朗普再稱「（蘇萊曼尼）有可怕的過去。他是恐怖分子」，嘗試把時間軸拉長，合理化空襲行動。問題是，即便美國在官方口徑上，統一以「狙殺」來表述事件，惟這又是否符合狙殺在國際法的門檻要求？
要釐清「狙殺」所指何物，須先了解「暗殺」與「法外處決」的本意。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學教授Charli Carpenter指出，雖然「暗殺」本身在國際法上未有定義，但早在1907年確立的《海牙公約》（Hague Conventions）已明確寫道，「在敵對地區暗殺和謀殺士兵或公民」是不被容許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媒體揭發中央情報局（CIA）策劃了一系列暗殺行動，包括多次企圖殺死古巴領袖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參議院調查後，時任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Ford）在1976年以行政命令禁止美國政府人員執行政治暗殺。此後多任美國總統有類似做法。1998年確立的《羅馬規約》（Rome Statute）亦隱含暗殺可視作戰爭罪行的條文。
另一方面，法外處決的定義較為清楚，即政府機構或個人在未經任何司法或法律程序的批准下殺死某人。
有趣的是，國際法中其實沒有「狙殺」這個修辭，僅在聯合國特別調查報告裏略有闡釋。狙殺是指「國家在和平或武裝衝突期間，有預謀地消滅在羈押範圍外的特定人物」。但據《外交政策》副總編輯Uri Friedman指出，這個詞彙是人權組織「美洲觀察」在1986年開始使用，意思與暗殺相近，以區別薩爾瓦多軍隊在戰場外殺死特定目標及「死亡小隊」的無差別謀殺。儘管用字略有不同，惟組織認為兩者皆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與戰爭的通用守則。
由此可見，雖然不少法律對暗殺並無清晰定義，但可以肯定，暗殺在不同時空和情況均是被禁止的。可是，即使世人知道奪取他人性命有違現代道德規範，惟暴力作為現實中解決政治爭端的終極手段，法律卻未有斷言拒絕國家在「迫在眉睫」下殺人的權利。然而，其邏輯一如個人因自衛而殺人，需要仔細斟酌。
後911時期的立場轉變
本世紀開始之際，美國對這種不帶有迫在眉睫威脅的法外處決曾抱持拒絕的態度。例如，2001年7月，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英迪克（Martin Indyk）曾譴責特拉維夫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狙殺行動，並說「美國政府有非常明確的記錄反對狙殺……他們是被法外處決，我們不支持這一點。」但當兩個月後發生911事件之後，不論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還是後來的白宮主人奧巴馬和特朗普，都採用了「非常時期、非常手段」和「除之而後快」的行事邏輯，將一切既有法律原則拋諸腦後。
2002年11月，小布殊為報復兩年前造成17名美軍死亡的「科爾號驅逐艦（USS Cole）爆炸案」，首次批准以無人機執行反恐空襲，殺死藏身於也門的爆炸案疑犯之一Qaed Salim Sinan al-Harethi，惟其罪行不但未經法律程序確認，空襲更殺死了另外五名疑似蓋達成員。
到了奧巴馬時期，美國在反恐戰爭旗號下秘密執行的空襲比小布殊任內多出近十倍。根據獨立監察機構「調查報道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統計，在奧巴馬八年任期內，美國發動了563次襲擊，大多以無人機執行，在巴基斯坦、索馬里和也門估計造成384至807名平民死亡，狙殺的準繩度有多高，由此可見一斑。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曾分析華府在911後採用狙殺策略的主要因由與理據，指白宮認為《聯合國憲章》第51條已賦予美國「自衛權利」，當中包括狙殺正計劃襲擊的人物，而如果該國不願或無法有效應對威脅，美方可在未經（主權國）事先同意下，保有單方面追捕目標的特權（prerogative）。從中可見，美國的狙殺政策本身就沒有將別國主權列作考慮。
因時制宜仍須遵守原則
雖然恐怖組織的存在會構成威脅，但如同行使自我防衛權利而殺人，其動機必然是生命遭遇存亡之急，方能正當化殺人的行為。可是，即使美國的反恐戰爭有其正當性，但過去的狙殺行動不僅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對不少擊殺目標的定性也充滿爭議，例如宣稱蘇萊曼尼是聯合國公認的恐怖分子（事實上蘇萊曼尼僅被列為制裁對象）。從國際法來看，美國不少行動缺乏充足理據。
首先，在1949年議定的《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第三條訂明，在面對「不實際參與戰事之人員，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裝部隊人員及因病、傷、拘留……而失去戰鬥力之人員」，不得對其「生命與人身施以暴力，特別是各種謀殺、殘傷肢體、虐待及酷刑」。美軍違反這個原則的經典案例，莫過於2011年在巴基斯坦狙殺蓋達組織領袖拉登（Osama bin Laden）時，涉嫌「活捉」拉登後在其家人面前將他處決。雖然大多數人都認定拉登死有餘辜，但不能就此忽略程序公義。
其次，即使是證據確鑿，國家對付恐怖分子的手法亦須符合戰爭法的相稱原則（proportionality），即謀殺的軍事價值及其附帶損傷須取得平衡。例如，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指出，2017以來美軍在索馬里執行的100多次空襲中，至少造成14名平民喪生；另外，截至去年1月底，在與「伊斯蘭國」（ISIS）的戰役中，美國為首的盟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造成至少1,257名平民死亡。儘管我們難以量化每個人的生命價值，以取得相稱原則要求的「平衡」，但為消滅恐怖分子而誤殺大量平民，不但道德上存在極大爭議，成效上亦存疑問，反而可能使恐怖組織把這些傷亡轉化為政治宣傳，吸納新成員。
國家之所以被認為擁有使用暴力的壟斷權，是要避免出現英國哲家學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言自然狀態中「每個人對抗每個人」的原始競爭。歷史上有不少以正義之名出師的暴行，例如二戰時期盟軍為脅迫日德盡快投降，對德國德雷斯頓和日本東京執行大轟炸，造成數十萬計平民死亡。後世衡量這些行動功過，最簡單的基準是「成王敗寇」，更進一步的區分則立足於受攻擊對象在相關軍事對抗中是否正當。
二戰中，德、日是舉世公認的侵略者，用非常手段阻止兩國繼續為人類社會帶來浩劫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但二戰畢竟不是人類社會追求的常態，而正是為了避免國家將「非常時期、非常手段」的蠻行常態化，才有需要在現實中對國家使用暴力的行為加以規範，嘗試保障人類生命不會被無辜拖入暴力漩渦。
不論是用暗殺、狙殺，還是法外處決的文字遊戲來表述蘇萊曼尼之死，美國在非交戰時期的空襲行動均不見得有任何合法、正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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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美國如何開脫謀殺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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