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復和．下】以非暴力語言溝通 自然存在「愛」的可能？
政府自去年11月起推出「愛比暴力強」的電視宣傳短片，呼籲市民與暴力割席。然而，在社會撕裂的當下，空喊「愛的口號」就能促成復和？除了基督徒外，佛教徒亦未有缺席反修例運動，他們如何理解社會紛爭？
承接上文︰【社會復和．上】「愛比暴力強」 政府是否明瞭「愛」的真諦？
胡志偉根據舊約聖經表示，作為君王最重要是愛護百姓、秉行公義，而非欺壓人民，而港府所施行的「制度暴力」基本上違反了有關原則，而《宗徒大事錄》第5章提到，「聽天主的命勝過聽人的命」，即如果執政當局的命令違背道德的要求，公民憑良心有責任不去順從。姑勿論當局推動修例是否違背道德的要求，單是「不去順從」的闊度可謂言人人殊，而多次參與和平示威的胡志偉坦言，自己一定不會認同「勇武派」的暴力抗爭手段，但相信部份教友會選擇體諒「勇武」表現。問題是，有多少「體諒」，變相成為對極端行動的「縱容」？
向來予人與世無爭之感的佛教徒，也沒有缺席反修例運動，過去不時有佛教組織舉行集會為香港祈福。對於2017年成立的香港入世佛法網絡而言，參與社會運動正是修行佛法的一種，而該組織亦主張教徒積極參與推動有利大眾的政策。對於政府自去年底高呼「愛比暴力強」的口號，網絡成員之一Michael表示，「愛」在佛學裏意即愛慾，是對人或物的佔有慾，而佛學籲人放下執着，雖不談愛，但談慈悲——「慈」即使人開心、「悲」即消除痛苦。
如何在紛爭不斷的社會體現慈悲？Michael說，佛教教義裏其中一種渡化眾生的方法，是為「四攝法」，分別為「布施」、「愛語」、「利行」及「同事」。「布施」即幫助他人，例如對方陣營有人受傷時，仍願意施予援助；「愛語」即以溫和的說話溝通，不惡言相向；「利行」即勸導他人做對將來有好處的事；「同事」即大家聚集，增加彼此的了解及信任，以群體而不是以個體方式生活。Michael補充，在撕裂嚴重、對立分明的當下，社會各界未必能夠馬上做到「慈悲」，但可緩和衝突、修補撕裂的方法早已記載於佛經裏。
佛學經典《六度集經》記載了一個關於仇恨的故事。從前有個國王，名為長壽，他依法治國，國內風調雨順，而鄰國惡王生性兇殘、肆意妄為，導致民不聊生。某天，惡王率領軍隊攻下長壽國，並想當眾燒死長壽王。長壽王臨終前對兒子長生說，自己是自願被燒死的，着兒子必須要盡孝道，不要報仇，不然他會死而有恨。長壽王就此被活活燒死，長生深感不忿，欲為父親報仇。他部署多時，終於待到機會行刺惡王時，卻又想起父親的遺囑，便臨時放棄刺殺行動，又向惡王坦白父親的叮嚀。惡王聽罷感到十分慚愧，兩國從此和解。
Michael藉此故事指出，如果對立雙方以暴力應對仇恨，仇恨只會永無止境。佛教反對以暴力復仇的原因，是因為覺得這樣解決不了問題，當雙方繼續以暴力復仇，受牽連的人只會愈來愈多。這種情況可理解為「業力」，即我們做了某件事後需要承擔後果。例如某人虐畜，業力就會隨身，將來有天會承受同樣的對待。放眼現今社會，如果對立雙方都不讓步，業力只會愈滾愈大——「共業」永無休止，紛爭也因此而無法平息。
「入世佛法」成員曾參與多場遊行及唸經活動，盼能以正念為香港祈福。另一成員Yawen坦言，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引起民怨，是違反了佛教所提倡的「慈悲」，但若政府始終不願回應市民訴求，現階段亦只能選擇接受，因為佛教主張「盡人事，聽天命」，「我們盡了力，結果可能與我們所想像的有出入，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認同結果應該是這樣。」
佛教主張「因果」——現時看到的結果並不是由單一事件導致，而是由眾多前因衍生而成的。Yawen解釋，在因緣磨合的角度，有很多前因造就了反修例運動，例如港人對中共的不信任、中共對於維護國家主權的理解、港人在殖民時期所受的教育，以及本港積累多時的深層次矛盾等；同樣地，這場運動所造就的因緣，都未必會在當刻即時顯現。Michael以治病為例指，雖然不少病患是不治之症，但不代表醫生就此放棄治療，可能將來有一天就有新藥可以徹底治癒該病，「我們要接受結果暫時是這樣，現在個病可能只有7分，那我們就接受7分的結果，將來可能會惡化也不出奇，但也可能會更好，我們就慢慢等這個時間。」
在佛學角度，所有事情都是進行式，當下所做的事會影響將來的結果。Michael認為，不少年輕人走上街頭，促使社會關注他們，故成年人應該更加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要。他又指，儘管我們不能預知未來，但反修例風波已經開始有些轉向，總算是當下所種下的「因」，會影響將來的「果」。Yawen則表示，民主派在去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就是一種「因緣際會」，相信到將來因緣成熟時，可能又會促成香港出現不一樣的「果」。
雖然佛教反對暴力，但對制度壓迫作出控訴、推動政權行德政是義不容辭的事。以古印度種姓制度為例，人民因其出身而被分為祭司、貴族/武士、農人/商人及奴隸四個階級。奴隸又被稱為「不可接觸的賤民」，只能永遠從事低等勞動工作，甚至可被其他種姓隨意屠殺。佛陀雖然出身貴族，卻挺身而出反對這種不公制度，他所創建的佛教團收納了包括奴隸的各個社會階層，為社會帶來莫大影響。Michael問：「種姓制度是不是暴力？佛經沒有說明，但如果這個制度令人民痛苦，佛陀是首先走出來，反對這種不公平，我們可將之理解為他反對這種制度暴力。」在佛學角度裏，以暴易暴並非解決問題之道，但Yawen認為，佛陀的反對行動與現今的社會運動無異，同樣反對制度不公，惟佛陀是以智慧推動改革。
官民須齊學愛與寬容
各大宗教均提倡要包容及寬恕，然而，是否每個人都有能耐，包容對立陣營的人？是否每個人都能像惡王般，勇於承認自己的過錯，令仇恨終止？在壁壘分明的社會，又是否一句「愛比暴力強」就可緩和衝突？胡志偉直言：「我任何時候都贊同『愛比暴力強』，只有愛才能軟化人心。」他舉例指，在理大事件中，不少校長及教牧關注學生的人身安全，到場營救他們，正是愛的表現；而當時亦有很多義務救護人員在場提供人道支援，無論他們的存在有否觸犯法律，起點都是基於愛。又如於去年11月介入調停中文大學衝突的校長段崇智，「他愛學生多過愛自己的權力位置。我們的政府官員，會否是愛自己的權力，多過愛人民？」
周頌天則稱，基督徒於示威現場高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和平抗爭之餘又能緩和衝突，正是「愛比暴力強」的例子。他表示，如果警民雙方都以武力硬碰，那麼武力只會不斷升級，「當我們愛，自然不想增加衝突。」除此之外，由銀髮族組成的「守護孩子」，總在抗爭現場候命，希望阻止衝突發生，都是愛的表現。不過，歸根究柢，若要修補撕裂、令香港社會重新出發，被視為社會衝突始作俑者的特區政府，始終責無旁貸。
周頌天認為，愛不是單向的，「不應只要求我們去包容政府及警察所做的一切」，縱使有一天警民雙方和解，踏出第一步的都應該是擁有公權力的政府。胡志偉抱同樣觀點，「市民之間多些包容是重要的，但能夠達成政治和睦，是唯有政府才能做到。」孔令瑜亦指，政府應面對自己的錯誤，勇於改過，否則警民雙方只會繼續增強武力。
社會分化持續，邁向復和之路看似漫長；若政府始終不為所動、毫無對策修補社會撕裂，市民可如何實踐以上宗教人士所說的彼此相愛及包容，讓仇恨不再滋長？美國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所發表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提到，社交需要（Love and belonging needs）是人類生存的需求之一，當中包括親情及愛情等人際關係。「愛」是維持關係時不可或缺的部份，然而每個人想要被愛的方式都不盡相同；美國心理學家Gary Chapman就提出了五種愛的語言（The Five Love Languages），當中包括肯定的言詞（Affirmation）、 相處時間（Quality Time） 、接受禮物（Receiving Gift）、愛的服侍（Acts of Service）以及親密接觸（Physical Touch）。
據此理論，若果雙方所認可的「愛的語言」不脗合，他們就難以有被愛的感覺。心理輔導學家郭倩衡認為，放諸本港的社會狀況，不少家庭因政見不同而撕裂，箇中原因亦與「愛的語言」有關。尤其在傾向嚴厲管教的華人社會，部份父母可能會以激將法責罵走上街頭示威的子女，而當子女聽到的只是責備話語而非肯定言詞，自然不感到被愛，同時對父母的管教更為反感，令彼此關係惡化。
事實上，很多人都未掌握非暴力溝通方式（Nonviolent communication），以致不經意以言語暴力傷害他人。郭倩衡指出，大部份家長只是出於擔憂而責備子女，若要達致良好溝通，就要誠實表達自己的需要—例如坦誠自己對子女的愛、表達對他們示威時人身安全的憂慮。當雙方理解對方的情感需要，自然有溝通及復和的可能。美國心理治療師Jeanne Safer的名作《在家不要談政治》（I Love You, but I Hate Your Politics）就指出，溝通的真正目標並非爭取一致看法，而是嘗試理解構成對方觀點的成長經歷及情感需要，然後予以尊重。
印度聖雄甘地於上世紀發起不合作抗爭運動時，就提出「非暴力」一詞—意即「暴力消退後，自然流露的愛」。若然社會對立雙方能以非暴力言語溝通，自然存在「愛」的可能。
後記
若要探究宗教信仰如何看待「愛」與「暴力」，更根本的問題或許在於宗教存在的本質究竟所為何事。不論任何宗教的信仰人士，想必都期望透過宗教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好」的意思是，無論個人或社會遭遇任何事，都懂得以恰當的態度處世，就如基督教人要以包容之心彼此相愛、佛教籲人要放下慾念方能脫苦。
宗教裏分為多個派系，同一宗教的人不代表對事物抱同樣看法，甚至有部份信徒認為宗教應該脫離政治。然而，若果教會裏以「彼此相愛」、避免衝突為由而禁談政治，教友如何能夠學懂彼此尊重、在群體的差異裏成長？若然佛教徒不問世事，只專注在家持咒唸經，又何來普渡眾生？如果信徒恪守教義，抱有愛、抱有慈悲，理應不會對流血示威無動於衷；而如果教徒時刻以教義反思，也定能為暴力衝突作適切回應。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沒有宗教背景，也總能夠在體驗世態的過程中實踐人性價值，從而發展出應對社會的個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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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空喊「愛比暴力強」 就能為社會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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