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疫症．上】愁緒籠罩港人 政府懶理 民間獨力難醫
農曆新年將近，但社會深陷撕裂，「藍」「黃」壁壘分明，市民籠罩在愁緒當中。在去年反修例運動之初，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先後調查港人精神健康狀況，前者發現有過半數人精神健康不合格，後者指9.1%港人有疑似抑鬱症。大半年過去，特區政府無力止暴制亂，亦無法疏導港人情緒困擾，成立逾兩年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更是束手無策，導致為市民排憂解鬱的重責落在輔導心理學家、社工及教師身上；然而，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他們面對什麼局限、遇到什麼結構性難題、又急需當局提供什麼援助？
輔導心理學家：困者茫然 政府漠然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問題，只知道會不開心、覺得驚、日常生活受困擾，但不知道是否需要求助。」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主席郭倩衡形容，反修例示威浪潮為香港市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精神困擾，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皆陷入不同程度的負面情緒。例如，有支持示威的求助者觀看示威直播時，羞愧自己幫不了忙，另有支持者一度拒絕接收新聞資訊，但當得悉事態惡化時，又會內疚錯過很多事情；至於另一個光譜的求助者，則自責沒有教好下一代。她解釋，市民產生內疚感屬正常反應，然而，「內疚」是「摧毀性」（destructive）情緒，或會惡化並演變成抑鬱。
另外，由於受困擾人數較多、涵蓋男女老幼，這幾乎已形成「集體精神創傷」。郭倩衡說，每每經歷大型警民衝突後，不少受創市民都會出現噩夢、心悸、無法呼吸等情況，甚至無法自控地在腦海中不斷「回閃」衝突現場的經過；她提醒，如果這症狀持續逾一個月，有可能患上「創傷後遺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需要精神科醫生介入。
最佳做法：抒發積壓感受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自去年6月中開始免費為市民提供「緊急心理支援」，包括個人面見、小組輔導及到校舉辦工作坊等，在過去半年接觸的個案中，部份市民有重度抑鬱症狀及自殺傾向。郭倩衡表示，他們萌生輕生念頭的主因有二：首先，以為自己的犧牲可為社會帶來改變，是謂「榮譽自殺」，「示威人士常說『願榮光歸香港』，部份有自殺傾向的示威者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換取一些事情」；其次，對社會連串紛爭充滿無力感，當中示威者尤其無法承受這種壓力，以致有尋死念頭。
對輔導心理學家而言，要協助市民面對社會衝突壓力，最佳做法是讓他們梳理當下情緒，抒發半年來所積壓的感受。上述小組輔導服務中就設有遊戲環節，鼓勵參加者以「感恩」為題互相分享。郭倩衡表示，不少人會放大「社會衝突令人很痛苦」的負面情緒，感恩環節能提醒市民珍惜及感激原本擁有的事物，增加心靈滿足感，促使他們回復自我，重拾「心理韌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繼而進行理性的自我檢討，思考下一步該怎樣做。
郭倩衡認為，示威浪潮為市民帶來的心理影響無孔不入，政府應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心理輔導服務。例如當學童接收到衝突資訊時，家長或教師需提供恰當解說，當局更應就此制訂指引；以自閉症學童為例，「當你（社會衝突）打破了常規事情，或者他們最心愛的地鐵或巴士被破壞……不是說政見問題，而是他們的症狀是不接受改變，所以對他們作解說有一定困難。」家長亦相當需要心理輔導，若示威者與父母政治立場不一，難免引發家庭紛爭。
香港大學醫學院本月於醫學期刊《刺針》發表的一項為期十年的研究便指出，去年社會動盪期間，接受調查的18歲或以上港人有11%患有疑似抑鬱症，是2014年「佔中」前的五倍；另外，去年9月至11月有32%出現創傷壓力症症狀，較2015年3月的估算上升約六倍。研究同時指出，雖然有這些健康問題的受訪者只有少於半數表示會尋求專業協助，但公營醫療系統精神健康服務需求可能上升約12%，因此服務提供者應作出準備，大幅增加相關服務供應，以應付額外需求。
然而，政府不但沒有在特殊時期紓解市民不安，平時亦缺乏精神健康服務，最明顯是公立醫院精神科醫護人手長期不足。據醫管局數字，精神病患者人數由2011/12年度的186,900名，增加逾兩成至2015/16年度的228,700名，但同期精神科醫生增幅僅3％，即每2.5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科醫生，遠高於世界衞生組織建議的1萬人。領導上述研究的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直言，本港公營醫療門診服務平均輪候時間長達64星期，顯然缺乏足夠資源面對額外的精神健康服務需求，有需要增加。
郭倩衡指出，當局以「治療」主導精神健康政策，甚少提及注重「預防」的心理輔導服務。她解釋，「『輔導』的意思是給予意見及指引，不是等到市民出事時才作出支援。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政府（提供的服務）似乎是慢了點」，因而導致日常情緒受困的市民未能「病向淺中醫」，至病情嚴重時才向精神科醫生求助，但可能又因人手不足而拖延病情。
反修例運動下，市民的心理輔導需求上升，政府又未能提供相應服務，導致他們紛紛向坊間湧現的情緒支援組織求助。但郭倩衡提醒，心理輔導是一門專業，包含多元情緒治療手法，民間的支援服務多數由自稱是社工或擁心理輔導資格人士提供，未必有專業保障：「這些平台，例如Telegram group是不公開的，他說他正在讀輔導或社工，怎麼求證？」她擔心，不專業的輔導或會為求助者帶來負面影響，尤其是當求助者有自殺念頭時，後果恐更為嚴重；再者，求助者不清楚服務提供者的身份，若求助時遇到不愉快經歷，也欠缺投訴渠道。「我們明白大家想百花齊放，不同人士都想出一分力，但從公眾教育的層面，我們也想教識大家分辨（有保證的心理輔導服務）。」
心理輔導雖是專業工作，本港目前沒有政策監管，只設有自願註冊制度，讓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等醫療專業從業員取得「品牌認證」，但未有涵蓋心理輔導從業員。郭倩衡建議當局參考台灣制訂《心理師法》。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引起大規模精神創傷和心理障礙，亟需心理輔導員協助災後心靈重建工作，故促成當局就心理資訊與治療專業從業員的應考資格、業務範圍、違規罰則及實習制度等立法，以確保服務提供者的質素水平。郭倩衡表示，本港當下面對重大社會危機，所有光譜人士都承受心靈創傷，政府有必要儘早協助市民修復精神健康。
後方社工：無法輔己 遑論導人
心理輔導支援不足，為市民排憂解鬱的重責，難免落在經常接觸示威者的社工身上，他們除了在前線調停警民衝突，也在後方疏導市民情緒。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下稱「社總」）社會事務部主任兼沙田區議員麥潤培表示，雖然社會福利署有提供家庭情緒支援服務，但激烈衝突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不少人因而拒絕向體制內的機構求助，令民間社工負擔沉重，「需要在理性與感性之間不斷抽離，那是折磨。」然而，即使竭盡所能，社工也無力處理所有家庭衝突或情緒受困個案，「當你看見很多年輕人想自殺，而我們社工無力阻止的時候，不要說（為他人）情緒輔導，我們都無法輔導自己。」
「你是政府架構的人，針對政府的人怎會找政府機構求助？他怎確保你會不會『篤灰』？已經沒有信任的時候，怎會找你？」麥潤培連番發問。鑑於社會對立嚴重、衝突一觸即發，社總去年6月中成立「陣地社工」，於抗爭現場疏導各方情緒，冀避免警民爆發大規模衝突，並為情緒激動的示威者提供即時心理輔導。麥潤培說，社工會在衝突發生前爭取時間，讓警方及示威者冷靜下來，「讓他們想一想現在這種情緒是否ok、是否要繼續。」
去年十一國慶後，衝突愈演愈烈，不少「陣地社工」成員被警方毆打或拘捕，社總繼而再成立「48社工」，為被捕人士轉介法律支援，並到警署疏導他們或家長的情緒。不過，麥潤培指出，在社會壁壘分明的氣氛下，社工的疏導工作愈來愈難做，「兩邊（警民）都到情緒爆炸點，互不信任，認為彼此無法溝通，一旦溝通就是做『大台』。」一方面，示威者堅信自己理想宏大，目空一切；另一方面，受壓警方不時情緒失控，主動挑釁在場人士，雙方矛盾愈來愈深，仇恨情緒持續深化，「雙方都有支矛攻擊對方，要置對方於死地。」
社工最常處理的另一個問題是家庭衝突，但同樣困難重重。以政見對立的家庭為例，不少年輕示威者因而被父母趕離家，社工需為他們尋找臨時居所，並與父母進行調節，「深藍的人會覺得社工一定是『黃』，『傾咩？無嘢好傾。』」麥潤培又提到，去年暑假過後，團隊收到的求助個案逐漸減少，可能因為市民情緒到達臨界點，不再理會社工勸解，即社工的情緒疏導起不了太大作用，「市民的氣場是灰的，其實人人都有情緒病。」他擔心，政府若不能盡快挽回民心，「去到一個地步是，政府救不了我們，要我們（社會各界）救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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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政策「不設防」 愁緒籠罩港人 「情緒疫情」爆發 民間獨力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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