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傳媒】在新聞自由與審查迷思中 堅守着，改變着
從2009到2019年，香港政制原地踏步、經濟結構轉型失敗、民生改革停止不前，但大眾傳播媒介卻經歷一次次起伏和更新——根據《香港便覽》，日報由46份增加至82份，期刊由640份減少至531份，兩個免費和三個收費電視台變成三個免費和兩個收費電視台，而沒有被納入統計的，還有十多個近年崛起、正在改變香港人閱讀習慣和公民參與的網絡媒體。大家好像比以往更關心新聞了，但對媒體的信任度卻愈來愈發陷入意識形態的對立，至於媒體的公信力也屢見新低、新聞「自由」與「審查」的迷思也繼續縈繞、「內容有價」的網上經營模式也還未被讀者所接受。媒體在變化中掙扎、在掙扎中堅守、在堅守中前進；而這個過程中，我們究竟要守住什麼，又應該改變什麼？
「你以為你真係有第四權？」——聖誕節期間，有警員在旺角清場時指罵記者，更以此質問對方。事後，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警方嚴重損害新聞自由，又重申記者冒險在衝突現場採訪，是要履行「第四權」的天職，致力將真相公諸於世。不過，前特首梁振英卻在Facebook反駁指，部份香港記者經常以「第四權」和採訪職責為名，在暴力衝擊的前線妨礙警方執法，引起警記衝突後又譴責警方。
事件引起「傳媒是否擁有第四權」的討論。不少人相信，「第四權」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外的政治權力，一般泛指監察政府的新聞媒體；不過，也有人認為，「第四權」屬於公民社會而非新聞媒體，但新聞工作者卻以此霸佔公民社會話語權。然而，無論傳媒是否擁有「第四權」，它都不是無限的，且必須履行社會責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指出，新聞從業員行使「第四權」的基本前提是要負道德責任、具專業水準、接受大眾監督等等，「滿足這些條件你才有權利去行使。」
媒體公信力為何全線下跌？
在香港，「監督傳媒」的其中一個體現，是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追蹤逾二十年的「傳媒公信力」調查，對上一次已於去年8月中進行。對比2009年的結果，所有電子媒體與收費報章的公信力評分全線下跌，前者平均分由6.86分跌至6.13分，後者則由6.4分減少至4.94分，當中最具公信力的是《南華早報》（5.89分）、《明報》（5.72分）及《蘋果日報》（5.71分）。不過，近年興起的網上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卻由2016年的4.81分增加至5.23分，增幅較大的是《立場新聞》和《熱血時報》。
有關結果令不少傳統媒體出身的前輩嘩然——在他們眼中，只顧求快、求新、求量的網絡媒體不時錯漏百出、甚至製造大量「內容農場」，緣何其公信力卻持續上升？蘇鑰機解釋，民調結果可能受反修例運動的影響；另外，「公信力」是複雜而難以簡單量度的概念，加上香港媒體眾多、受訪市民未必有時間和足夠專業背景去分析，調查團隊只好採用為媒體信任度打分這單一問題，以求得到對每個媒體的整體印象分。
蘇鑰機坦言：「這不是最理想的做法，但事實上也只能操作至此。我們做了二十幾年，一直能看到結果的穩定性和變化性，說明還是能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準確。」他又認為，媒體的高公信力離不開其品牌形象，「大家覺得中產的、專業度高的報紙比較可信，對大眾化報紙的評價會低一點。像《南華早報》，是有歷史的中產精英報，和《明報》這知識分子報，不一定很多人看，但在大家印象中地位很高，比較權威。」只是，這答案似乎不足以解釋為何《蘋果日報》與《明報》之間只有0.01分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Facebook、Whatsapp及YouTube等的社交媒體，其公信力平均分亦由2016年的4.59分上升至5.36分，而其「認知度」更高達93.7%。蘇鑰機表示，「社交媒體的公信力」所指向的是「小圈子關係」，因為相對毫不認識的記者而言，讀者更傾向相信朋友提供的資訊，甚至可以就有關資訊自由交流。不過，他亦指出，社交媒體終歸不是發布「新聞」的正規機構，而是通過小圈子傳播消息，就像參加「網絡聚會」，大家互相「八卦」，令經過二度、三度傳播的信息容易出現偏差。
原來，世界在變，媒體也在變；人們接收資訊的習慣在變，連衡量媒體公信力的標準也在變。只是，在「信者恆信」的後真相時代裏，香港社會又因反修例風波而陷入空前撕裂，當人人築起牢不可破的「同溫層」，甚至以政治意識形態作為選擇媒體、相信媒體、支持媒體的根本依據，面對激烈競爭的媒體，又應該如何自處？
有十年新聞工作經驗、現職傳媒學系講師的W認為，無論時代怎麼變，媒體都需要堅守傳統新聞主義。他提到，在他跑新聞的年代，鮮有未經證實的報道，更不會像當下的媒體般嘩眾取寵，濫用「傳……」的說法。至於新聞寫作，不同媒體或基於不同考量而有不同方針，有的為求在視覺上吸人眼球，有的謹守機構的「政治正確」，都會忽視遣詞用字的精準度。他以2016年「旺角騷亂」的描述為例，指《明報》使用的「大衝突」已較「暴亂」嚴謹，但也淡化了個別示威者的激進行為，不夠「騷亂」準確。
至於新一代傳媒人開始反思的「各打五十大板」式「中立持平」，W則認為，媒體仍然有必要遵守。不過，做了十二年社會新聞記者的關震海指出：「報道新聞沒有絕對中立，就像沒有360度的相機鏡頭，你就只能選取一個位置去拍。那你為什麼會選這個地點呢？是因為你的腦袋決定你的行動，寫東西也是一樣，你的想法決定是否中立。」
關震海不是新聞學系出身，但受過報館訓練的「洗禮」，認為採訪實踐十分重要，值得媒體堅守。不少行家慨嘆，直播技術的普及，加上新聞機構節流，令記者少了到現場採訪的機會，即使安坐編輯室也能透過螢幕撰寫新聞稿。
然而，關震海堅信記者必須面對現場考驗，才能累積實戰經驗。以去年12月18日的粉嶺公路九巴奪命車禍為例，記者必須迅速掌握各種資訊，「這是哪隊人（警察）？指揮官是誰？剛才做了什麼？傷者去了哪間醫院？家屬有沒有投訴？有沒有社工過來？……」
理想新聞毋須審查？
「第四權」的傳播理論往往與「新聞自由」保持一種連帶關係，因為大部份三權分立的國家都會在憲法上賦予並保障人民的新聞自由；而每每談及「新聞自由」，關於媒體機構的「自我審查」討論亦會伴隨而生，一般相信兩者互成反比。
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向全球各地的記者、研究員、法學家及人權活動家等發出問卷，以釐定有關地區的「新聞自由指數」，藉此評估其新聞多元性、媒體獨立性、自我審查、透明度等情況。回首過去十年，香港新聞工作者念茲在茲的，是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由2009年的48下滑至去年的73。香港記者協會自2013年進行的「新聞自由指數」調查亦顯示，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的評分一直維持在低於50分的不合格水平，而他們在衡量有關評分時最主要的考慮因素依次是「新聞傳媒的自我審查」、「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不過，「新聞自由」是否絕對，「品質審查」與「自我審查」之間如何區分等問題，似乎是圍繞傳媒的不滅議題；問題是，大家對「自我審查」的理解，很多時候源於不認同有關報道或觀點，就指摘對方「自我審查」。「我當然是自我審查啦，不然還要被別人審查嗎？」免費報章《am730》創辦人兼主要投資者、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坦率道，「有人不認同你的想法，就會說你『自我審查』……這種說法本身就是荒謬的。」
不過，施永青也坦言，壓力確實存在，但不是來自單一方向，有人會顧忌北京想法而不敢言，也有人因美國思想而發言，而香港傳媒正深受中美博弈的影響，「兩種思想的對立，令媒體被迫站隊——你要『一國』主導香港，還是要『西方價值』主導香港？」他形容自己「夾在兩邊陣營中間」，但仍然保有自己的態度，因為當初並非為討好任何一方而創辦媒體，「我有自己的選擇，但別人不管，就像這次（運動），有人不喜歡我的意見，連我的店鋪都砸了。講新聞自由的話，他們這是自由嗎？」
論「自由」，施永青說其思想本質上屬「自由主義」，對報館也採取「自由主義」式的管理態度，基本上不會「給指令」或「下命令」予員工，也不會每天「審查」新聞報道，但會要求記者的報道能夠反映客觀事實，亦希望報館的政治立場盡量「模糊」一點，保持中立。「我就是這樣的人，我的生意就是這樣的生意，我的媒體就是這樣的媒體。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審查。」至於傳媒老闆與編採人員的微妙關係，作為前者的他直言，「這是我的報紙，產權在我，與我思想偏差太多的就是不可以。所有老闆都是這樣的，黎智英會不會讓他不喜歡的東西在《蘋果日報》出現呢？」
但實際上，傳媒老闆與採編人員的辦報理念往往有出入，前者所謂的「多方考慮」，可能是後者的「審查壓力」。對此，近年愈來愈多年輕記者嘗試跳出傳統媒體，以公民記者身份繼續追求自己的新聞理想，關震海就是其一。他自詡「非主流」記者，喜歡「鑽別人不鑽的角度」，對普通角度不感興趣，但這與主流報道格格不入，故在時代巨浪、媒體浮沉下，於去年「轉型」成為公民記者，並創辦自己的獨立網媒《誌》。起初被問得最多的，是《誌》到底站在哪一邊、持什麼立場，而他承諾，「不會為了錢而變深黃，也不會為了錢而變深藍。我的想法是讓記者自己去做主。」
關震海還舉辦了公民記者培訓班，以鼓勵更多記者把新聞理想與工作追求相結合。對於「新聞自由」，他也有自己的見解，認為這是多面向、多維度的，「就像我接受你的訪問，也接受其他任何媒體，這也是自由的體現啊。而如果你cut（斷章取義）我的內容，我可以投訴，這也是自由。」編採時，他也貫徹這種「新聞自由」，要求年輕記者要有自己看問題的角度，他最多只提供拍攝意見，而不會影響對方探索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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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6日）《堅守着，改變着 香港傳媒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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