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革命」大火點燃後 應該如何「改革」社會
若從6月9日大遊行算起，《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已在香港燃燒了六個月。從最初的和平示威，到後來的暴力破壞，以及甫結束的區議會選舉，對特區政府極度不滿的香港市民都嘗試用他們的方式「光復香港」，創造一場屬於他們的「時代革命」。可以說，這半年的香港並不平靜，尤其是年輕一代，更是躁動難安地冀望香港能在衝撞中浴火重生。在這當中，有一群年輕人認為，香港需要的不是激進的街頭革命，而是理性的社會改革，這半年來，他們正默默開拓一條不同尋常的改革路。
「香港不需要革命，但也不需要封建或封閉的建制，我們要在現有的制度下改革，大刀闊斧的，在『一國兩制』或一國不知多少制原則下的改革。」
在政治動盪的社會氛圍下，年輕人關心政治，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正在英國攻讀政治碩士學位的B，對當前局勢的看法，顯然與同齡人不太相同。他認為，香港需要的不是「時代革命」的口號，而是從政治到經濟的重大變革。他和數十名正在香港或海外深造的青年學子，在香港前途茫茫之際，為實踐有關理念，曾發起聯署，分別致信43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後來也獲特首林鄭月娥接見，為解決當前香港困局作出建言。與B一樣20歲出頭的K與C，都是這群青年中的一員。
大學剛畢業的K在英國主修政治與哲學，記者以為他當初選擇負笈海外攻讀政治是為將來回港從政，他連忙否認有這個念頭，引來B與C一陣訕笑。「我本身很喜歡哲學，想要做學者去研究一些離奇的邏輯學議題，但我沒有想過從政嘞。」K原本要去美國繼續攻讀哲學碩士，但隨着反修例風波愈演愈烈，他自覺現在不是專心追尋學術道路的時刻，因此決定暫時轉換軌道，打算回港從事政治、政策相關的研究，日後再找機會繼續進修。
身處海外憂心香港 青年為何找上建制派？
一回到香港，K馬上被眼前的香港亂局震撼，但他不願急下定論，而是觀察趨勢直到8月，才開始陸續寫信給建制派議員，提出化解困局的建議。「主要是說服他們，當時他們不覺得『撤回』跟『暫緩』有多大分別，我想告訴他們，對很多人來說有很大分別。」
K澄清，之所以只聯絡建制派議員並非單純取決於政治立場，而是認為政府只會聽建制派的聲音，因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建制派向政府傳達意見。很多年輕人認為建制派「沒救了、沒有希望」，但他仍願意「博一博」。
最後，43位議員中，僅有不到四位給他回應，且當中只有兩人認真看過建議，並約見他們深談。
雖然自認政治光譜屬於「淺藍」，但反修例所引爆的社會效應確實給了K不小的衝擊，也意識到香港社會面臨了極大的問題，已經不是「藍黃」可以簡單區分，因此他努力去接觸以前可能「不想接觸」的朋友，就是為了了解他們的心聲，並將這些想法轉化成建制派聽得進去的聲音。
是藍是黃，重要嗎？
「雖然彼此都知道相互間的政見不同，但他們（朋友)知道我是真誠的，所以也願意跟我溝通。」K笑說在香港念書時讀的也算是名校，但中學時期的同學很多都很「前線」，支持的也多是本土派的政治人物，自己在同齡人中確實是個「異數」。
相較於自認淺藍的K，同樣22歲，剛從英國名牌大學畢業的B則形容自己是「淺黃」，但一個淺黃的年輕人為何會去尋求建制派議員的幫忙，B給出極為現實卻又理性的答案。
「在香港要從事任何政治改革或重組，都必須得到兩方面的應許，一方面是北京，另一方面就是港府或建制派，在這系統外做出反對、甚或顛覆的事情，不是說不行，而是（成功）可能性是零。我坦白說，是零。」
B一邊把玩着咖啡棒，一邊輕描淡寫地說着，好似早已認清現實的難處。他認為泛民現在做的事情儘管再崇高、再有理想性，在目前政制中的能力與政治資源，都改變不了這個制度。既然無法推翻制度，就只能在制度中與開明派進行遊說與交流。
他強調，香港現在重要的是分清楚社會議題或經濟議題，藍與黃的區分不僅於事無補，更是無關緊要，香港實際上需要的是一股新的聲音，可以同時取得北京與港府的信任，並針對社經不平等、同志婚姻、少數族裔、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等大問題，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
B嘆道，泛民主派確實有不少議員正在致力於這些議題，他很尊重、也認同這些議員的手法與政策，可惜的是香港現在的政治處境二元對立、敵我分明太過嚴重，要將這些議題寄託在泛民身上，期望他們就社會民生議題與政府有效談判或溝通，似乎難以發生。
「其實我不喜歡分藍色還是黃色。」在K與B分別闡述完自己的政治傾向後，C卻冷不防給出不同於兩人的看法，令一旁的K跟B趕緊接着補了句「我們也不喜歡分」。
C說自己是英文好過中文的「英文人」，父系家人在新加坡政府工作，自己也是在新加坡出生，但成長時期大部份身處香港，中學讀的也是本地名校，直到大學才到英國念法律，對新加坡反而沒什麼歸屬感。C形容父母對政治較為冷感，但他仍從父母身上體會到對國家與民族的熱愛，他解釋，對於香港現時局面的看法並非受到「愛國情懷」影響，而是根據局勢發展、政府應該如何回應等做出的個別判斷。
「如果非要問我黃或藍，我相信對於我的同學來說，我一定是藍的，I can’t say otherwise，但我對這種區分很懷疑。」最終，儘管C自己不願定義，但他亦明白，在外界看來肯定會有這個帶有「污點」的標籤，連自稱淺黃的B也知道，自己在同輩中肯定不會被視為同類人。
「我們在同齡層是不是異數？6月前我會說不是，6月之後，我們這樣的人是買少見少。」B認為，在反修例風波爆發之前，至少有三、四成的人相信不需要搞革命、上街推翻政府，而到現在，那三、四成已經不知是否還剩下5%。
政治浪潮席捲而來 被淹沒的中間派
若從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10月發布的民調觀之，15歲至29歲之間的香港市民，自認是中間派或無取向的年輕人已從5月的41.9%，下跌到10月份的17%，或許就如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所言「經此一役之後，香港再無中間派」。但B希望北京與港府可以認知到，香港有很多人骨子裏跟他們一樣溫和、務實，這些人不相信港獨、更不會搞港獨，也不支持即刻自決，卻在看到社會上許多的不公義，尤其是當前警察使用過度武力後憤而「歸邊」。
他認為，有許多證據顯示香港一直有一批中間派存在，只是在過去半年內成為「黃絲」，因此香港要反思的不是將問題膠着於「港獨」與「愛國愛港」間的撕扯，而是如何使非港獨、非自決的溫和派，可以既支持中央又反對政府，「這才是很重要的，真正的民心回歸的問題。」
B強調，他不想再用「第三條路」這種「比被人打爛的道路更爛」的說法，而更傾向將自己定義為「改革派」，一個不僅僅是在政治光譜中間插上一針那般簡單的改革派。
「香港現在為什麼沒有改革派？香港不需要第三條路、不需要革命，也不需要封閉的建制，我們需要在現有的制度下改革，大刀闊斧的、在一國不知道幾制都好的原則下改革。而改革不只是政治、不只是重啟政改，而是在社經議題上把『香港是個國際城市』這句話，從簡單膚淺的口號式描述重新變成現實。」
對於B的看法，K亦表示贊成，但他也從「藍絲親戚」對示威者們的看法上察覺到，社會之所以產生如此激烈的衝突，藍黃之間對彼此認知的歧異仍是關鍵之一。
「我家庭中有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叔叔嬸嬸，他們覺得街上的人都是為了港獨，我最初接觸他們（示威者）也是想看看他們是否在做這些事，而我相信不是這樣。有沒有人在倡議港獨？有，但只是極少數。」就K的觀察，與其說是為了港獨，更多年輕人是起源於深層次的不滿與糾結、對社會的恐懼，才造就了現在劇烈的反噬與衝擊。
他舉例，在這段期間共與身邊近80名同學接觸，只有一個人樂觀地看待暴力事件，並認為暴力最終會贏來美國的「共治」、帶給香港新的政制、選舉模式，其他人都是消極悲觀的認為，港獨是沒有可能的。「但正因為他們知道沒有可能，卻依然在做這件事，所以他們正處於思想分離的狀態。」
上文節錄自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時代革命」大火點燃後 應該如何「改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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