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上）

論及近代列強的興亡史，除了大英帝國外，過去一百年的阿根廷經濟史同樣勾起不少人的興趣。其中，不得不提在上周日（10月27日）阿根廷大選中再度回歸該國政壇的「貝隆主義」（Peronism）。到底，貝隆主義在阿根廷揮之不去的現象，是因為這套政治、經濟理念是「不完美、可接受、要改善」的治國之道，還是民眾仍未走出當年的強人總統胡安．貝隆（Juan Perón）許下、卻是虛幻的政治承諾？

十九世紀末，受惠於鐵路和海上運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阿根廷不單靠着向歐洲出口穀物和肉類成為南美洲的農業大國，其經濟實力更可與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強權分庭抗禮。1903至1913年間，該國經濟錄得每年約7％的驚人增速，惟及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全球商品市場崩潰，阿根廷備受波及。

雖然不少人在審視阿根廷的經濟神話時，常以1919年作為分水嶺，取笑該國後來一闕不振的發展，惟此說遺忘了一戰後的經濟復蘇。事實上，由一戰結束到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前，阿根廷藉着全球對農產品劇增的需求，以及跨國流入的直接投資，再度嘗試勇闖高峰。這段時間，阿根廷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達6.4％，惟華爾街閃崩的漣漪效應，不但為歐陸的法西斯政權提供了上台的背景，亦打斷了阿根廷的復蘇勢頭。雖說阿根廷的國內生產總值「只下跌」14％，遠較其他歐美諸國的三至五成為低，但也足夠將阿根廷拖回1920年初的發展水平。

阿根廷國運的衰落，正確來說，應該追溯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胡安．貝隆的崛起為分水嶺。儘管這名協助政變的陸軍上校早在1974年離世，但其管治思維卻深深植根於舉國上下。即便在剛過去的大選中，貝隆主義仍然是執政和反對黨用以吸引選民的宣傳。

「無意執政」的民粹鼻祖

與其說貝隆主義是套嚴謹的管治原則和理念，倒不如說是民粹主義的代名詞。1943年5月，當時仍是陸軍上校的貝隆，在軍官們發動的政變中聲名鵲起，成功協助拉米雷斯（Pedro Pablo Ramírez）將軍奪得政權。不過，年輕的貝隆並沒有心急地走到台前，反而接受了臨時革命政府的勞動和福利部長一席，生活僅活躍於官僚機構和軍營之中。有此決定，部份原因是貝隆深知透過政變奪權的總統，其合法性必然會惹人詬病和受到挑戰，甚或有機會被反噬。

取而代之，貝隆在革命政權尚未站穩陣腳之際，積極利用勞動和福利部長的職務建立政治聯繫，在幕後牽引着各派利益，將革命頭目米雷斯和法雷爾（Edelmiro Julián Farrell）將軍的地位邊緣化，並靜候「民主洗禮」到來加持其權力。

以貝隆的野心和實力，勞動和福利部長絕非其政治生涯的終點。雖然他在1945年4月23日發表公開聲明，強調自己「不渴望成為共和國總統，並將致力反對別人將我當作總統候選人的努力」，但暗地裏還是積極組織各派系的政治融合，以作為未來競選的基本支持者。同年年底，貝隆退出政府，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使人佩服的是，即使貝隆離開了政府，他亦保有對其傀儡法雷爾將軍的控制權。眼見1946年2月的選舉臨近，貝隆「下令」政府頒布法令，在1945年底前向全國工人支付一個月工資作獎金。儘管放諸當下的規範來看，貝隆的全民派錢大計無疑有賄選之嫌，但阿根廷的例子卻證明，在選舉前兩個月大開庫房，的確是最具影響力和有效的心計。結果，在戒嚴令的幫助下（大選前24小時才取消），當時仍屬工黨的貝隆以大比數擊敗了激進公民聯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的代表José Tamborini，成為拉丁美洲的民粹先驅。

有趣的是，貝隆主義（另稱「正義主義」，Justicialism）的獨特之處，在於它難以用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一言蔽之。與前南斯拉夫總統鐵托（Josip Tito）雷同，貝隆掌權時適逢冷戰展開，他不僅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抗中，以「第三立場」自居，同時其作風亦介乎於專制和民粹之間。

空有外表的民主機制

在1950年10月的演說中，貝隆提出了貝隆主義的二十個「基本真理」。在這些教條中，「人民」（people）一詞是重點所在，包括「真正的民主是政府做人民想做的事，並捍衛一種利益：人民」、「貝隆主義的兩大武器是社會正義和社會援助。有此，我們能在正義和愛中擁抱人民」、「我們由中央集權的政府，有組織的國家和自由的人民所組成」等等，足可引證其施政的核心理念和受眾，是當下不少民粹領袖所指的—在民主選舉中被遺忘的人民。這種將社會二分化的手段，亦可見於貝隆同年另一場演說中，「讓我們清楚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讓我們把所有都交給朋友，什麼都不給敵人，甚至連正義也不給。」

姑勿論貝隆是出於對貧苦人民的真情，還是攏絡選民的假意，其施政重心不僅以國家復興、民族解放和中央集權為主軸，同時亦在資源再分配上明顯向工人階級傾斜。貝隆主要靠國家干預市場的手段，帶領阿根廷走上工業化之路。他在任內不僅高舉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旗幟，將兩國不少原有的戰略資產收歸國有，同時亦允許工會大幅擴展規模，重塑社會政治勢力的結構，以壯大支持者的組織和規模。

另外，貝隆又設立「貿易推廣機構」（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e，IAPI），將舉國上下的穀物和油籽出口收歸到單一官方機構，以控制農作物的出口價格，並將盈利撥歸到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種種措施的確讓人民感到短暫繁榮的幻象。

貝隆主義強調阿根廷所持的是第三立場，但其民粹主義卻恍如「三不像」的管治權術。理論上，在極權政府統治下，國家、政府和政黨三位一體，併成一個強大的管治機器，既不存在選舉，亦不容反對聲音挑戰現存政權。但在貝隆眼中，「民主」卻是維持政權合法性和認受性的必要手段，有一種言簡意賅的對比說法，足以形容「貝隆式民主」為何物—阿根廷「有選舉，但沒有競選自由；有報紙，但沒有新聞自由；有法官，但沒有正義」。因此，貝隆執政時，該國的民主機制只是空有外表、沒有內涵的社會制度，一切還是要取決於貝隆的權力意志。

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香港01》周報於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